第一章 诡异的冠型饰 2(4/8)

    宴请香港访问团的活动,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气氛非常热烈。诸葛先生临走时说:

    “许市长,跟您相识,真是三生有幸!可惜今天太匆忙,过几天我专程再来拜访。”

    许廷高握着他的手,笑笑说:

    “好啊,随时欢迎您。”

    鼋湖宾馆是一座新建的中西合璧的五星级宾馆,由一座主楼和三座副楼组合成欧式建筑,霓虹闪烁。一派江南风情的庭院里则有人工湖、拱桥、花圃和竹林,环境十分优雅。

    把香港企业界访问团的客人送走后,餐厅里依然人头攒动,杯觥交错。停车场上仍几乎没有车位。这,无疑是谷安经济发展兴盛的一个象征。假如宾馆门可罗雀,gdp就上不去了。

    许廷高想让自己理让自己理理纷杂的头绪,信步走向人工湖的环湖小道。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让他颇有些惊讶的现象——庭院里,石阶上、桥堍下,喷水池边,三三两两地散坐着休闲纳凉的人们。他们有的啪啪地摇动扇子,有的嘻嘻哈哈逗着孩子玩,有的随心所欲地敞开衬衫,躺在那儿,尽情享受安逸。几对年轻人躲在树荫下,沉醉于亲密的两人世界。他看出,这些人不是宾馆的客人,而是附近村里的农民。鼋湖宾馆这个半开放的庭院,竟成了他们休闲的最佳去处。

    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两个身穿制服的宾馆保安。他们不客气地挥挥手,让这些人赶快离开。躺在石阶上的人拍拍身上的尘土,嘀咕了几句什么,怏怏地走开了。

    许廷高心里咯噔了一下。

    眼前的这个现象,耐人寻味。来往于鼋湖宾馆的,多是政要和企业界人士,出于尊严的需要,大堂门口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可是,衣冠不整者还是大摇大摆走进了庭院。

    鼋湖宾馆,是为了营造招商引资环境而建造的,设计档次很高,花费不少钱,也动迁了不少农房,终于成为谷安建设现代化城市的一个标志。它与世世代代居住在四周的农民,难免会产生差异和矛盾。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批租,农民纷纷改变生活轨迹,他们对于自己家园的留恋,却丝毫也不愿消逝——要知道,鼋湖宾馆的主楼,就盖在他们的宅基地上!这个碧波荡漾的人工湖,原本是一片墓地,不少人家的祖坟就在这里。如今却荡然无存……

    绝大多数市民的物质生活没有根本差异的状态,是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基础。这跟现代都市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是不是应当在现代城市重建一种集体生活和集体文化,建构出一个没有“浪荡者”的都市?孤独感是现代城市最基本的心理体验。在城市中,个体获得了自由,却丧失了归属感。你看这些失去了土地的宁民,他们生活在城市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孤独。祖祖辈辈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不缺吃,不缺穿,也显得挺悠闲。人是一种集体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应当保有一种温情与平和。今天,我们该用怎样的方式,能让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找到归属感呢?

    这,恐怕是一个需要很多人来研究的课题。

    作为分管城市规划的副市长,许廷高心里很清楚,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即使是老谷安人,有些地方几个月不去,便变得不认识了。仅仅在三四年前,很多人还没有想到,普通老百姓会拥有私家车。可是现在,买一辆十来万元的轿车作为代步工具,已根本不稀奇。随之而来的,是道路显得狭窄了,停车场不够用了,交通管理人员缺少了。有一天,他看见一位柱着盲杖的老人,蹒蹒跚跚地探索着,独自朝前走。不时有急速的自行车和晃晃荡荡的黄鱼车擦身而过,还有年轻人肆无忌惮的嬉闹追逐,很担心他该如何越过十字路口。即使是正常人,走路时也必须左顾右盼,提心吊胆。还有一次,在医院门口,当绿灯亮起时,汽车缓慢地依次通过。他看见一个跳下路肩急于走向对面的男子,竟伸手狠狠拍打汽车,责备它挡住了去处。幸好司机没有跳下车与之吵闹,否则马路顷刻间就会堵塞。

    显然,走路不仅要用双脚,更要用脑子。

    在追求巨变、追求政绩的状态下,如何照顾各方利益,处理矛盾和冲撞,势必成为一大难题。

    他忽然省悟,文化广场的规划中安排了群众艺术馆、图书馆、书城和博物馆的项目,还是有些缺憾的,比如对大众参与的自娱自乐的场所仍考虑得不够。有哪片场地能让他们跳健身舞、练太极拳、扭秧歌,卿卿我我地谈恋爱,而不需要付一分钱呢?在某些人看来,这或许是低层次的需求,然而随着城廓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一转身成为城市居民,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谷安,这是一个新的阶层。他们的文化需求,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啊。还有,城市建设过多地考虑汽车行驶,行人与自行车却显得步履艰难,这也该加以重视……

    一转眼,他又看见一个年轻女孩亲昵地挽着一个老外的手臂,正迎面走来,边走边窃窃细语。老外笑着,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女孩也不失时机地回吻了他。渐渐走进,他发现老外的额头上刻着深深的抬头纹,从年龄看,几乎已是女孩的父辈,两人的动作却分明告诉别人,他们是情侣,甚而是夫妻。

    许廷高想,从前在谷安,马路上出现一个老外,往往是要被围观的。如今不仅各种肤色的老外见怪不怪,很多年轻女孩甘愿嫁给他们。跨国婚姻丝毫也不稀奇。

    时代的变化太大了。

    坐上轿车,司机按照惯常的线路往他家里的方向走,没走多远,他突然一摆手:

    “等等,我先去办公室!”

    许廷高在办公室给副秘书长梅江和规建局马局长分别打了手机,叮嘱他们,搬迁瑞晶公司的事,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须抓紧处理。该坚持的原则也不能动摇。

    谷安市有一条规定,所有领导干部,不论正副职,手机二十四小时都不准关机。哪怕是凌晨一二点钟接到电话,该办的事情也要立刻办好。谁的电话打不通,唯谁是问。

    打完电话,他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让纷杂的心绪安宁下来。

    不知怎么,从与台商林光祖的纠纠葛葛,他想起了自己这些年经历的许多往事。

    许廷高出生于锺州县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亲很早就因肺病故世,母亲用日夜踩缝纫机赚来的钱,含辛茹苦地供他读书。所以,他深知任何一点成果都来之不易。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城的建筑学院,攻读规划设计专业,在学校里就入了党。凭他的条件,毕业以后完全有可能留校任教,但他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果断地要求回家乡工作。

    家乡锺州是一个农业县,很小,也穷,靠稻杆子过日子,多年来发展迟缓,几乎谈不上什么城市建设。他被派到县建筑公司当技术员,画画图纸,打打杂。如果工地上人手紧缺,甚至还会去搬砖头,递泥桶。就这样干了四五年,才被调到建筑设计室,做一些跟专业有关的事情。

    与他同时分配到县城的大学生,几乎都进了政府机关。但,每当机会女神青睐,莫名的干扰也伴随而至。在大学入党前,他曾向党组织坦诚地报告社会关系,说有一个叔叔至今仍在台湾,尽管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事,是绝对不能隐瞒的。为此,他被党组织多考验了几个月。好在他勤奋学习,又热心公益活动,各方面评价都不错,入党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然而,许廷高的头脑太单纯了,根本不懂得那个台湾的叔叔,始终是政治前途的极大障碍,哪怕他从入党的一次。我在大陆居住满一年时间,就必须回台湾一次,否则不给我签章。我年纪大了,不像年轻人那么精力充沛,跑一趟公安局已经感到累了,回一次台湾更是感到疲劳……”

    许廷高替他与公安局联系,希望能够减少签章的次数,能否允许他不回台湾去,长期定居在谷安?

    公安局的答复很婉转,说这样做是上级部门规定的,谁也无权更改。事实上,这也是海峡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相信老人能够理解这一点。不过,老人居住在谷安,我们会提供各种方便,并保证他的安全。

    得到这样的答复,尽管有些遗憾,但老人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色,显然他是有思想准备的。

    是的,如今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职业、什么政治信仰,只要不触犯法律,就可以在谷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谁也不会来干涉你。亲商、安商、富商,让新谷安人享受同等的权益,这是谷安市政府安市政府的承诺。确实,很多外地人来到这里,仿佛在家里一样,深感自由自在。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如候鸟似地飞来,成为外企白领。他们说,在这里更能选准人生的坐标,实现自我价值。

    开放,并非抽象的概念。构筑起一个舞台,让愿意前来的人们舒展自己的才华,尽情表演,这就是开放。将人拒之千里之外,从来不是谷安人的性格。

    在别人眼里,许廷高这些年可谓一帆风顺。然而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能踏上仕途,并且颇有政声,不仅靠出众的才华和非同一般的勤奋,更靠不为别人所知的承受力。每一个岗位,动力与阻力都是并存的。越是作出成绩,越有可能冒出莫名的诬告、损毁乃至指控,精神脆弱的人或许会被压垮。但,假如毫无挫折,也难以成才。

    不过,春风毕竟吹来了,“内控分子”的帽子一下子被吹掉了。没有多久,恰逢换届,原来的局长由于年龄因素退居二线,他特意推荐许廷高当接班人。

    刚刚接上班,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许廷高接到一纸调令,让他去离开家乡锺州,去五十公里以外的谷安市当规建局长。用组织部领导的话说,干部异地交流,更有利于工作。许廷高无法弄清深层次的原因,也顾不上去弄清,一天也不拖拉地去报到了。

    领导干部手里确实握着不小的权利,往往能左右一个或一群人的命运。然而他们也总是感慨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的应酬忙碌,身不由己的言辞表达,身不由己的升降沉浮。

    就这样,许廷高在紧张忙碌中过去了好几年。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才能体味。

    回想起来,许廷高当规划局长最大的功绩,是将鼋湖畔的五平方公里土地,规划成了工业小区,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七通一平”。外资企业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各方面的服务也很到位,便纷至沓来——其中包括林光祖的瑞晶公司。这对于迅速提升谷安市的经济总量,产生了根本的作用。

    但,许廷高毕竟是冷静的。所有的成绩都归功于谷安的主要领导,没有他们的决策,许廷高纵然像孙悟空似的,拔一把毫毛都能变成小猴子,也难以舒展本领。何况,讲到底是大气候好了。党中央改革开放的决策,太英明了。

    当时,外界也有很多风言风语,说许廷高经常跟不少台湾商人混在一起,难怪以前他要被“内控”。与他亲近的朋友好心地劝他,那些台湾人鬼精得很,口袋里都藏着某些太平洋群岛小国的护照,什么斐济、萨摩亚、基里巴斯,有些国家名字听都没有听到过,一看苗头不对,就能哧地溜走,谁也管不着。可你怎么办?

    这些舆论传到许廷高的耳朵里,他无声地笑笑,不置可否。

    在潜意识里,对“台湾”两个字确实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忌讳,他想躲避,却躲避不了。偏偏还要笑脸相迎,热情地帮助台湾商人选址,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哪怕他们提出某些令人无奈的要求,例如考虑到风水地理,坚持要政府出钱,将直行的小河改成弯道,把厂门开在不该开的地方,旁边做一个奇形怪状的蓄水池等等……

    为了不影响招商引资,许廷高始终坚守一条,自身必须清白。凡是涉及政府利益,原则永远保持得很好。

    鼋湖畔有一片飞地,位于城郊镇,却由鼋湖镇的农民种植,四面环水,交通很不便利,田间管理也很麻烦。几年前,一个台湾商人看中它,反复去看了几次,说要开发湖畔度假村。后来才知道,那个台巴子的祖父曾经是这片土地的地主,1948年他去了台湾,土改时这片土地被没收,临终前仍念念不忘。

    许廷高仔细了解原委,与几个部门再三商量,决定不批准这个项目。前几年,招商高于一切,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现在却不同了,必须挑挑拣拣,不该接受的,就坚决不接受。他认为,商业投资是商业投资,政治原则是政治原则,两者扯在一起,难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难怪一些招商干部说,台巴子很难弄,尽管他们也提供不可小觑的税源,让不少人有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比不上欧美企业规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谷安县在遍布全国的“造城”热潮中,顺利地升格成了谷安市,还专门开辟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城里城外热火朝天,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上级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县市班子中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

    许廷高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脱颖而出,被推举为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

    他感觉到了肩膀上的担子,也感觉到了权力的分量。他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失去理智,知道自己以前在大学里学的东西,早已不敷所用,便设法争取了十几个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进修的名额,带头去充电。年纪老大不小了,像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端着盆子在食堂里排队,睡集体宿舍硬板床,颇有些不习惯。然而,他终究适应了,也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

    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做的事,才发觉规划始终滞后于建设,在实施过程中,也往往由于人为因素而轻易改变。比如鼋湖沿岸的工业小区,曾经得到了多少领导的表扬,迎来了多少参观者啊!然而,仅仅十年,规划上的失误就暴露无遗。尤其是土地批租,常常跟着项目走,一个批件,就能将原有的规划打破。这,恐怕还不能用“形势发展得太快”作为理由来解释……

    当初认为做得很漂亮的事,后来却证明是拙劣的;当初并不叫好的事,后来却被称为有独创精神。对错综复杂的时局作出正确判断,实在需要经验和高智商。

    此刻,在林光祖的项目面前,他也发觉,光谨慎从事已远远不够。看来应该找人咨询一下。

    唯恐忘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西樵山遗址——土地批租”,旁边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

    许廷高轻车简从,突然来到博物馆,径直走进李安浦的办公室,这让李安浦始料未及。

    李安浦与许廷高并不陌生。早在许廷高当规划局长时,遇到哪片地块哪个项目是否妨碍文物保护,常常要听听李安浦的意见。李安浦完全是业务干部的思维方式,不懂得虚与委蛇,也不会讲情面,总是直言不讳,该反对的时候绝不说赞成,该赞成的时候,也不会满是溢美之词。这难免得罪人,恰恰许廷高很欣赏这一点——或许因为许廷高也偏重于业务,跟他在性格上有共同之处。

    许廷高毫不客套,自己拉一张椅子坐下,开门见山:

    “李馆长,你给我上上课,西樵山遗址究竟有多大价值?”

    “你千万不要叫我李馆长,我已经被停职了。”李安浦半开玩笑半认真,“你需要什么资料,我给你送去就是了。”

    “这么说,你是心里有气,不欢迎我到博物馆?”

    “哪里!我这个人当什么,都是这鬼样子。你不嫌我这里寒酸,我还能说什么?”

    “你是在批评我,不关心博物馆吧?这里的建筑是陈旧了些,几十年没有变化,我们应该考虑重建一座新的博物馆。这件事,关系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呐。”

    “建造新博物馆,我中的锋芒,和周围的许多人日渐不睦,乃至遭受不公正待遇。夫妻关系竟也因此破裂。最终,他决定舍弃尘世中的一切——包括那些浸透血汗的文章和对于故土的眷恋,削发为僧。

    一路往南,云游了好几处寺庙,才来到西樵山昙华寺。

    当时的主持留他暂住了几天,见他诵经做课十分专心,又颇有些文化,记忆力也相当好,验过了僧牒,就收下了他。不多久,便委派他在正殿负责接待香客,登记捐赠。这件事,本来是由监院慧秀担当的。慧秀很聪明,有很强的社交能力,结识了谷安市企业界的许多老板,他们的资助,让昙华寺维持旺盛的香火。每年光是大年初一烧头香的捐赠,就非常客观。然而,慧秀竟也受到某些人的影响,纵使俗念萌生,有好几个周末竟然脱去袈裟,头戴假发,去城里享受鱼肉美酒,甚至忘乎所以地跑进卡拉ok,潇洒一番。这种违背戒律的行为,终于被主持察觉。主持毫不犹豫地将他驱逐了出去。于是慧良接替他,当上了监院。再后来,年逾八旬的主持圆寂,慧良就将昙华寺的一切都操持起来。

    事实上,昙华寺从来清净而又简陋,只有一两个僧人,带着几个小沙弥晨钟暮鼓。

    佛祖是慈悲而宽容的,他生活在无心层面,却允许慧良以宗教为业,给有心的生活层面带来善果。

    李安浦与慧良和尚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常常会从六根清净,议及灵魂和肉体,议及物质生活质量。慧良和尚宁可告别世间的一切诱惑,在庙宇中与黄卷青灯为伴,这让李安浦很钦佩。他有时也难免暗忖,如果换了我,能否削发为僧,以青灯黄卷为伴而心满意足?李安浦无法回答,心里却浮起一股淡淡的悲哀。

    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文章,题目是《幸福感与事业心》。生活中的幸福感各不相同,选择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视劳碌为享受,有的人为享受而劳碌,有的人形为心役,有的人玩世不恭。我们这些依赖于文牍会议,享受俸禄的人,是没有冻馁之虞的。可是偏偏会去做许多似是而非的事,还常常以牢骚来排遣内心的不平衡。也许,一个人未必真的要出家,但是以六根清净的心态干事业,却能无坚不克?

    他突然想起了宋翰林。

    前些时候,无意中看见宋翰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赏宝”栏目,一副至高无上的权威模样。可是,即使在荧屏上,他也能感觉出那个收藏者拿出的冠形饰,未必是真品,宋翰林却评点得活龙活现,还给了一个不菲的估价。宋翰林似乎在做“托儿”,一个高级托儿。在情感上李安浦不愿怀疑宋翰林,宋翰林毕竟是高古玉的权威。然而,理智告诉他,娱乐大众的电视节目从来不会把“严肃”二字放在”。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贯耳壶,圈足内壁刻有多字陶符,也很是为考古学家、文字学家们看重。饶宗颐先生曾经考释说,“乃有关古代奇肱民之记载”,并认为这“是相当成熟之文字记载,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也有学者怀疑,觉得有可能是当年购买这件陶器时,“为利所驱使者作伪,以抬高‘身价’”,或者是“可能属于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玉器上刻划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陶文“炅”有关的符号,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均刻有字符“”,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符号下部犹如人字形似的分开,有的学者称之为鸟纹,有的学者称之为云纹。

    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刻划字符的报道中,都没有涉及到异形器。也就是说,杭州的远古文化博物馆的发现尚属个案。原因何在?有人作出了如下两点解释:

    一是很多良渚文化遗址,与农田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遗址本身就在农田里,被发现了是遗址,没有发现就是农田。而农田面积远远地大于遗址面积。许多遗址都是在意外发现后才被“抢救性”发掘的。农民往往是发现“宝贝”的可做。我们是不是开一次董事会,就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您刚才提出的裁减员工的问题,认真讨论一次?”

    石田久夫不假思索地说:“好呀。我们尽快确定一个时间,越快越好!”

    “明天下午,怎么样”

    “哈伊!”

    石田久夫刚一答应,便发觉又一次被龙海光掌握了主动权,不免有些懊丧。

    他明白,龙海光那看似随和宽厚的外表下,蕴藏着一颗难以驯服的心。四年前的春天,龙海光等一行七人,飞往日本松野培训。准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掌握塑料发泡、化学配方设计和机械操作技术。谁知道,才上了几堂课,龙海光就掏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了一百多个问题,连珠炮似地向授课老师提问,竟然一下子把授课老师问懵了。有一个关于h原料的配方题,不讲还清楚,讲了反而让人听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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