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生要离几次婚 1(1/8)

    在谷安,很少有人知道,林光祖原来的名字不叫林光祖,而是叫崔百岁。他最初不是做企业的,而是从事娱乐业。

    说起来,话就长了。

    大约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泡歌舞厅、夜总会、咖啡厅渐渐成了台湾的一种时髦,从台北到高雄,从台中到花莲,四处流行开来。在很多人看来,一个男人假如连这种地方也不去,那他不是个呆子,就是个无能之辈。从国际大饭店、国际大舞厅开始,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冒了出来。每到夜晚,到处是衣香鬓影。即使是阮囊羞涩的大男孩,也常常聚集在戏院附近的冰果室里,一边品尝一杯柠檬水,一边羡慕地注视那些进出娱乐场所的人们。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台北的街巷深处由霓虹灯点缀的招牌,闪烁着神秘而诱人的光彩。汽车、摩托车和三轮车,接二连三地驶来,走出许多衣冠楚楚的人们。

    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民国38年1949年从大陆来到台湾,用各种办法把工厂办起来,然后迅速发家的老板。在酒店里吃饱喝足后,一边剔着牙缝,一边神采飞扬地走进了装修豪华的歌舞厅。他们无法回到夜夜寻欢作乐的上海百乐门,可是脑子里却充满了对当年灯红酒绿生活的迷恋,于是在心目中把台北的西门町当成上海的“大世界”。他们觉得,在今日公司消费,买许多漂亮的物品,吃一顿美味的菜肴,然后走进夜总会听歌,把钱花在歌星身上,无疑体现了自己不凡的身价。

    随着台湾娱乐业的兴旺和自身演技的不断提高,年轻的崔百岁,名声也不断上升。他明白,自己生逢其时,遇到了赚钱的好机会,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赚钱上,可他偏偏忘记了自己是有家室的人,太太冯倩倩带着女儿住在高雄,不仅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务,可是常常见不到丈夫的面。他很少回家,即使回来也停留半天一天,随即又走了。

    他觉得,观众的鲜花和掌声,比太太的吻更让人心醉。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夫妻之间的感情正日渐疏远。直到有一天,太太冯倩倩突然跟他提出,准备带着女儿离开台湾,去香港念书,这才让崔百岁大大吃了一惊。他当然不同意离婚,可是太太决心已定,宁可一个人带孩子,多吃一些苦,也不愿忍受与丈夫若即若离的关系。

    崔百岁无法说服太太,更无法阻止她这样做。于是给了她们一笔钱,好让她们在香港好好地过日子。

    太太冯倩倩和女儿到了香港以后,崔百岁心里时常牵挂,曾经专程去看过她们。太太很礼貌地接待了他这位客人,可是崔百岁心里明白,他们之间的婚姻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

    离婚以后的三年,是崔百岁最不如意的三年。事业上有许多不顺利,感情上的挫折又接踵而至。尽管有一些拍摄电影的机会,可是毕竟只是配角,剧团的演出也颇不正常,加上离婚时付掉了不少钱,母亲身体不太好,看病吃药都得花钱,使他的生活出现了窘境。

    这天晚上,他无所事事,去台北圆环国生戏院看电影。看完电影觉得肚子有点饿,便去吃消夜。无意中碰到了一个山东老乡于知顺。于知顺是一家夜总会的经理人,与娱乐圈的人非常熟悉。两人一边吃消夜,一边攀谈了起来。

    于知顺问崔百岁,你近来在忙些什么。崔百岁告诉他,刚刚离开邵氏电影公司,没找到合适的位置,眼下还在休息。于知顺一听,连忙劝他去歌舞厅“做秀”。

    “别人不管张三李四,都可以出来做秀,你为什么不做呢?我对你还不了解?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个人单独表演的节目很多,要是你去做,一定会成功的!”

    崔百岁笑笑,很坦率地回答道:

    “我并不是不去做,是因为当了两年兵,与歌舞厅脱节了,也没有谁熟悉。总不见得毛遂自荐,说我在军中得过奖,还在邵氏拍过电影……我做不出来。”

    于知顺说:“那让我来做啊!”

    崔百岁注视着他:“你?”

    “对呀!我现在就是节目经理人,别人的节目都可以排,你的节目为什么不可以排呢?”

    “那行啊!”

    随即,于知顺跟他讨论了一个办法。因为许多老板还不认识崔百岁,所以价钱开得过高,老板不会要,价钱开得低了,崔百岁也不愿意接收,不妨采取客串的方法,暂时试一试。待老板看了演出效果再谈价钱。崔百岁觉得他讲得有道理,点头答应了这个办法。

    很快,崔百岁进了国生戏院隔壁的真善美西餐厅表演。每天晚上在晚饭时间七点半以后和消夜时间十一点以后表演两场。崔百岁表演了两个节目。说,大批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每年只能与妻子团聚一两次。即便是那些台资企业的白领,也很难一想回家,就飞过海峡去。他们不正常的性事,必然会酿成社会隐患。这绝非危言耸听,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是非常可怕的。那些肆意游荡的男性荷尔蒙足以颠覆许多东西……

    许廷高想,看看这些年纷纷来到谷安的外乡人,再想想长三角、珠三角,有多少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比谷安的流动人口更多?走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车流、人流,能够握手点头的人却越来越少。有时候,他会从一张张陌生的脸,猜测着他们的来历。二十来岁的大致来自四川、河南、陕西、江西或是苏北。中年人则有很多则有很多携妻带子是从海峡对岸过来投资的。也时常出现白皮肤、黑皮肤的老外。应该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是从海峡对岸飞过来投资置业的台湾人。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歌曲《爱拼才会赢》之类,居然被很多本地人唱得丝丝入扣——假如连这首歌都不会演唱,可就老派了。

    在这样的城市中,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与此同时,每天又有无穷的压力。因为一旦你想到别人的钱比你多得多,你口袋里的钱就变成了薄薄的纸片。

    是的,细数这个星球的城市,哪一座不是由田园乡村渐渐演变而成的呢?无论纽约、上海、东京,还是巴黎。是汽车的轮子碾出了四通八达的通衢大道,又驼来了一座高似一座的摩天大厦。人类的伟大,或许就在于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构筑让生活更美好的家园。

    显然,在生活中,道德的自我约束,无疑比司法惩罚更加有意义。人,毕竟是有思想、有控制力的动物啊。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要使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必须创造一定的客观条件。诸如关心他们的夫妻团聚、子女教育、福利待遇和住房等等。正视现实,寻找一条合情合理合法的途径,也时非常重要的……

    领导干部们并非天天正襟危坐,板起脸来作报告。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闲暇时也会相互开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林光祖的经验难免成为他们的话题,说性爱确实是青春不老的滋补品。但,这种口头上的腐败,没有人会上纲上线,纪检委没依据,也管不着。大陆和台湾终究有许多差异,台巴子们所做的某些事,道德纲纪难以处罚,只能由他们任性。而为了招商引资,政府官员们可以表示理解,甚至无奈地默许,自己却是绝不会模仿的。往浅处讲,是做干部的素质,往深处讲,那毕竟是要以牺牲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啊。

    这,大概是林光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因素之一。

    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是林光祖最近与政府部门始终纠葛不断,让许廷高的心里颇不舒畅。

    说得简单点,是瑞晶公司的厂区,已经被规划局纳入了文化广场的建设用地,他却一会儿说厂房搬迁成本太高,难以承受,一会儿又说要做房地产,建造高档写字楼和酒店式公寓,希望政府能给予土地置换。负责动迁的部门跟林光祖交涉了几次,磨破了嘴皮,可怎么也推不动。他要么不肯松口,要么开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天价。

    他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瑞晶公司的土地,签定了七十年批租合同,刚刚过去了十二年,大红图章没有褪色,政府凭什么要轻易毁约?当初我们来考察时,许市长还是规划建设局的局长,如果不是他推荐这个地块,我们早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啦!”

    瞧,他居然把责任都推到了许廷高身上!

    文化广场列为今年政府实事工程,将成为谷安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它位于新城区的核心部位,旁边已有十几幢高层建筑,大多用于行政与商务办公。其间建造一个包含展览、影视、图书、文博的建筑群,同时安排绿地与广场,供市民休闲游览,在人代会上征求意见时,获得了一致的赞赏。大家都说,这是民生工程,为老百姓造福。

    许廷高在政府常务会议上说,尽管我们谷安的财政还不太宽裕,但是为了给老百姓造福,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多花点钱是应该的,宁可在其它方面勒紧裤腰带。

    应该承认,由于城市建设发展得太快,总是会在某些方面突破规划。当初批租给瑞晶公司地块时,哪儿会想到,这里日后要成为城市cbd呢?可是,转眼间,一切都摆在了面前,现实逼着你承认原来考虑不周到,如今必须改变原有的格局,哪怕为此付出代价。看来,长痛不如短痛,不狠下决心还真的不行。

    没想到,林光祖摆出了不合作态度,存心要做钉子户。这实在令人懊恼。

    许廷高心里自然明白,在各级政府都把引进外资额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时候,像林光祖这样的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邻近一些县市,纷纷提出“亲尚、安商、富商”的口号,明确表示对外商当然也包括台商“不说不”。姿态不可谓不高。林光祖恰恰是摸准了这一点,才接二连三地给他出难题的。

    就在最近,林光祖送给许廷高一份报告,要求政府批准瑞晶公司二期工程立项。二期工程总投资额为三千万美元,将建造一家组装笔记本电脑的工厂。对于外资项目难以突破的谷安市,这个消息无疑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然而,林光祖又提出,二期厂房应批租一千亩以上土地,董事会再三商议,认为必须在鼋湖东岸选址,与他的一期厂区遥遥相对,一条红线把西樵山也圈了进去。发改委已经表露出准备立项的意思。但在政府办公会议上,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站出来表示反对。他理正词严地说:

    “西樵山遗址的文物考古意义,绝不是一两个外资项目能比拟的。谁破坏了遗址,谁就是千古罪人啊!”

    许廷高觉得这个意见很对。文脉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再好的外资项目也不允许与之冲撞。

    小小的西樵山,沉寂了多年,如今竟同时被各方人士看好。市长权衡左右,一时难以决策。林光祖的报告,只能搁置一旁,看来得到批准的可能已微乎其微。

    此刻,由于诸葛飞先生提起,许廷高联想到了文化广场遇到的动迁难题。很多往事也一下子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谷安的招商引资刚刚起步,跟如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那时不仅仅是职能部门,连政协、宣传部、妇联、档案局等等也下达了硬任务,不仅与每人的奖金挂钩,还可以根据合同利用外资的比例,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以此来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家里有港澳台海外关系的,都被动员起来了。

    林光祖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前来考察的。

    当时接待他的招商干部,无疑是全力以赴的。酒也喝得酩酊大醉了,歌舞厅也招过三陪小姐了,优惠政策也都拿出来了,十八般武艺样样不缺,总算与林光祖成功签约。瑞晶公司作为首批前来投资的台企,理所当然地免除了很多规费,地价也是最低的。随即,又引来了好几家与他们业务有关系的企业。

    凭心而论,林光祖作为一个最早进入谷安投资的台商,对于推进谷安市的外向型经济是有一定功劳的。作为投资者,他也颇有得益。这些年在谷安赚了多少钱,他心里有数,不断拓展的厂房也是标志——这或许正是人们所说的双赢。但,任何真理都是有时间地点限制的,真理过头一点儿,就可能成为谬误。

    许廷高清楚地记得,当初在划定红线的规划图纸上签字时,他没有任何犹豫。这是一片“飞地”——明明是在城郊镇,却一直由隔着一个宽阔的鼋湖的鼋湖村农民种植,他们常常抱怨乘船过来干活不方便,遇到台风季节,湖上的波浪像狂奔的白毛牯牛,翻船死人的事屡见不鲜,只能让来不及收割的稻谷烂在田里。然而老祖宗遗留的乱麻一团的问题,总有它存在的理由,不是谁想理清就能理清的。作为国有土地,规划成工厂区,才算是顺理成章。

    那个时候绝不会想象,偏僻冷清的鼋湖沿岸,十多年以后居然会成为城市新区的核心。一座宽阔的公路桥飞架设在湖边上,不仅便利了交通,更给城市增添了雄伟的一景。土地价格犹如三伏天温度计的水银柱,唰唰地往上升。

    毕竟时过境迁,瑞晶公司的厂区夹杂在一片端庄秀美的办公楼中,让人觉得不伦不类。何况,这家生产电子元器件和铜材、线路板,整天与镀锌、镀镍工艺打交道的企业,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污染源。有政协委员写了提案,说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还列举了一大串数据,希望政府加强治理,乃至将其搬迁。政府对此不能坐视不管。

    林光祖是一个商人,商人永远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是政府请他搬迁,他趁机多要补偿,也在预料之中。但是他乘机漫天要价,咬住不放,同时以三千万美元的二期工程作诱饵——或者可以说威胁,试图牵着政府领导的鼻子走,那就有些不讲理了。

    宴请香港访问团的活动,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气氛非常热烈。诸葛先生临走时说:

    “许市长,跟您相识,真是三生有幸!可惜今天太匆忙,过几天我专程再来拜访。”

    许廷高握着他的手,笑笑说:

    “好啊,随时欢迎您。”

    鼋湖宾馆是一座新建的中西合璧的五星级宾馆,由一座主楼和三座副楼组合成欧式建筑,霓虹闪烁。一派江南风情的庭院里则有人工湖、拱桥、花圃和竹林,环境十分优雅。

    把香港企业界访问团的客人送走后,餐厅里依然人头攒动,杯觥交错。停车场上仍几乎没有车位。这,无疑是谷安经济发展兴盛的一个象征。假如宾馆门可罗雀,gdp就上不去了。

    许廷高想让自己理让自己理理纷杂的头绪,信步走向人工湖的环湖小道。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让他颇有些惊讶的现象——庭院里,石阶上、桥堍下,喷水池边,三三两两地散坐着休闲纳凉的人们。他们有的啪啪地摇动扇子,有的嘻嘻哈哈逗着孩子玩,有的随心所欲地敞开衬衫,躺在那儿,尽情享受安逸。几对年轻人躲在树荫下,沉醉于亲密的两人世界。他看出,这些人不是宾馆的客人,而是附近村里的农民。鼋湖宾馆这个半开放的庭院,竟成了他们休闲的最佳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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