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沈阳(1/2)
事情还没有商定，副官已在外面敲门，是来送饭后的茶水。阮静秋正好也想借机问一问廖耀湘的伤势，于是拿起了一旁的药箱，说道：“我算着日子，差不多已经到了拆线的时间，就拿了药箱过来。”
他“噢”一声，立刻说：“你不提醒，我都快忘了。伤口长得好，你缝的针脚也巧，这几天，我一点儿也没想起这里还有一道伤。”
她无奈地：“军长还是别夸赞我了。若非你恰巧经过，我已在河沟里冻成了一个冰雕；可你要是没恰巧经过，胳膊上就不会落下这么长的一道伤口。”
他则笑说：“你是医生，一道伤口和一条人命哪个重要，你比我更清楚。在我看来，我不光庆幸自己恰巧经过，更庆幸只受一点皮肉之苦就能换回一个好医生，否则我现在只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啦。”说着这些话，他似乎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些关节，又偏头凑近她瞧了瞧：“难怪邱军长说你是个心思重的，这事有什么好惦记的必要？我救人又不是为了索取报答，你不要觉得因为这事就有了负担，就非要答应去沈阳不可，我另选他人就是了。”
她知道这话并不是为了说服她去沈阳而有意编织的，因为他这个人一贯直来直往，从不会刻意使用什么动听的字眼哄骗别人，而他所受的新式教育，也让他把身边每一位军官和士兵都看得非常重要，因此即便当时被压在车底下的人不是她，他也一定会同样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
她真诚地说了声“谢谢长官”，接着帮忙卷起他的衣袖，取出工具来拆除伤口上的缝线。拆线时牵扯皮肉，难免会有些疼痛，但他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只安静地坐着，乖乖将手臂伸长摊在桌面上。待到缝线全都清理完毕，他才终于“嘶”了一声，叹息着说：“可算熬出头啦。”
她故意板着脸道：“不过，即便军长救了我的性命，假如杜先生问起的话，我也还是要照实说的。”
他愣了愣，旋即笑了：“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丫头！”
工作交接又花去了近两天工夫，前往沈阳的军列将于转天清早出发，廖耀湘那时不在军部，她接了调令文件，也不知道该跟谁道别才好。某一个瞬间，她甚至生出些违令抗命的念头，但转念一想，为着不去见一个人，而让自己实打实地背上逃兵的罪名，实在是一桩很不划算的买卖。
她感觉自己这样畏缩的缘由，主要是与愧疚有关——远征军撤退时，依部队建制她原属新二十二师军医处，本该和师长廖耀湘一样奉军长杜聿明的命令撤进野人山。但中学历史课本上所记述的只言片语告诉她，即将到来的雨季将使半数士兵平白葬身在不见天日的热带丛林当中，且在这茫茫数万人里，最终只有一位女性活着走出了野人山。彼时她已在民国这方大染缸里沉浮了数年之久，对国府官员及军队的种种弊病看得分明，深知拿这事去向长官们进言可谓是半点用处也没有。法币近来都已投入使用，市场上的货币乱象已好多了。”
阮静秋不知道货币乱象究竟有没有像他说的这样好转，但他说的东北流通券和盖章法币，她还未曾用过。之前倒是有一些耳闻，说是军需处已经为这种盖章法币忙了好大一阵子，因为所谓盖章法币者，即是要用杜聿明的私章在法币上盖印，以此作为在市场上流通的凭证，投入使用后，与满洲币按一比十兑换。部队不断地进入东北以后，对这类货币的需求与日俱增，可见他的私章之忙碌，或许比他本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着，他们又就此讨论了一些细节，大概是这事并不算多机密的缘故，期间她站在一旁听着，并没被他们请出办公室外。杜聿明是其中最少说话的那个，他大多时候认真聆听着其他人发言，偶尔蹙眉沉思，或者用他手里那支派克金笔在纸上书写几句。待到屋内其他人都发过了言，他忽然转向她，说道：“我派给你一件额外的任务。你工作之余，尽可多去市场看一看，把关于医疗备品的价格波动及货币流动的情况记录下来。除沈阳和锦州之外，抚顺、营口、鞍山、本溪等地，你也可以去。”
语罢，把他方才写了不少东西的那张纸递给她。她之前还以为他听其他人发言听得不光认真，还做了笔记记录，接过一瞧，才看见上头写的是她这件任务的一些要点，连同之后整理撰写汇报材料的方式方法、格式行文也一并列清楚了。她看得暗暗咋舌，原来他早在她回完话之后，就已经想到要给她派这项工作，且还能够一心二用，一边听着其他人说话，一边又写了这一整页跟那些发言没什么关系的东西。这类工作和她的本职一点关联也没有，她实在不明白司令部的参谋那么多，杜聿明为何非要把这件事派给她做。她并不是不想当面问个清楚，但此时还有诸多东北行辕的官员在场，再傻也知道她绝不能也不该在这里驳了自家长官的颜面。她无可奈何却又无法推脱，只好暂且应承下来。
会后，杜聿明又派来一个参谋和一个特务营的军官，叫这两人往后协助她办好这件差事。这位参谋也是留洋归来，且在外国学习的就是经济，把这些价格、市场、货币等概念及关联向她简要地一讲，她就明白了许多。来自特务营的这位军官，则是沈阳本地人，对当地及周边情况了解得十分详尽，也知道查明一些情况所必须的去处。他们两人虽然名义上是协助，但其实远比她懂得多，她只对医疗备品有一些概念，加之看过一些记录，能够基本根据一场战役所投入的部队规模推算出一定周期内对医疗备品的需求。可想而知，单是准备写材料所要做的工作就已经让她十分煎熬，且本职工作她也不好耽误，常常是一天里有半天去了外地寻访，后半天回到司令部工作，夜里加班加点把寻访的见闻编成文稿，这样算下来每天能睡上三四个钟头已经是极限，更无暇再去面见杜聿明追问她那一肚子的疑问了。
人的睡眠一旦不足，面上的精气神就会立即受到影响。没过几天，当她再去给杜聿明量血压的时候，陈副官就很敏锐地注意到了她的异常，好意地说：“你要是困得这样厉害，就先回去睡上一会儿。长官正忙着，你晚几个钟头来，也不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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