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头红肿是一位有名字的先生(1/2)

    我遇见‘龟头红肿’那天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那是个好日子，出门前我特意看了日历，这一天本是我送大先生归西的日子。

    大先生住的医院在法租界，医院自然也是法国人盖的。病房天棚拉得异常高，屋子里旷，说话、走路都有回声，我去时正赶上中午，外头大多护士医生都午休去了，走廊里站岗的全是穿黑色短打布衫的小伙子。

    来之前，小刀建议我往点滴瓶里头扎一管吗啡，大嫂说直接用枕头盖死大先生……说到底都他妈的怪我下毒没下明白，但谁能料到这老鸡巴登中了氰化钾还能救回来？

    我的手心渗出一层微微凉的汗。

    套间病房，从门厅到真正的病房有一段很窄的过道。过道采光差劲，霉斑从墙角爬下了地板，眼瞅着就差爬到人身上来了。

    从拐角出来，光毫无预兆地变得极亮。白色的病床上，大先生安安静静地躺着，氧气罩上呼嗒呼嗒铺了一层哈气，退下去，再铺上来，再退。

    高档医院是没有消毒水香味儿的。

    我站到病床前，他便抽筋似的想要拧脖子来看我。

    还是要寒暄两句的，我挺胸抬头直了直背，再次低头刚要吱声，大先生忽然猛地弹了一下，同时我听见‘嗑’的一声，像啄木鸟磕树干的动静儿。

    我的话没说出口，牙齿差点咬了舌头——大先生的眉心多出一个血洞。

    有人在他的眉心开了一枪打出了血洞。

    他脸上最后那一点血色也迅速地被那个洞吸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凹陷的眼窝，凸出的、被鸦片熏黄的龅牙。

    我愣了一下，马上抬头。

    正对着住院部的是门诊楼，每一扇小窗户上都挂了辟邪的镜子，那破玩意儿亮晃晃一通照，照得我快瞎了。

    但我并没真瞎，于是我奔着打瞎自己的势头朝眼窝凿了两圈，一阵天旋地转，鼻腔酸涩，我转身朝病房外跑去，就用我这副涕泗横流的脸悲切大喊：“大先生让人杀了！”

    紧接着，我带着大先生曾经的一众门徒浩浩荡荡地奔向对面门诊楼。

    跑最快的几个小伙子去堵住门诊楼前门后门俩出口。

    确保出口堵了，我便带人一层楼一层楼地筛刺客。

    门诊楼总共就四层，顶层最为清冷，大多数房间堆放着淘汰的椅子、木床、设备，独独一间诊室，外头也只站了一个排号的。

    这一个老汉，眼袋快耷拉到嘴角，脸色黄里透出青，像叫人打了，细看又晓得这是人家本来就长出来的颜色。

    我抬头一看诊室牌子，硕大的俩字：男科。

    就在这间男科诊室里，我遇见了‘龟头红肿’。

    ‘龟头红肿’是有名字的，底下人盘问他，他说他叫戴逸，字临风，号云甫，在学校教国文，还给报社供稿，笔名又一口气说了七八个。

    我听得头大，干瞪眼插不上话，又瞧着他白白净净，不像个下三路有毛病的。

    他不管我怎么想，就一个劲儿叨叨。没多大的诊房里至少塞了十多个打手，个个腰上别了枪，他也不知道害怕。

    说到兴头上，他开始骂日本产的内裤不好，说他过敏了。

    旁边早给自己浇成水泥雕塑的老医生终于变成了人，点头附和说：对，龟头红肿。

    我带人刚想撤出去，‘龟头红肿’三下两下脱了裤子，裤子当啷在他俩脚腕上，他拽住我，非得让我看他龟头。

    大先生一死，我就是法租界最大的流氓。当我第一眼看到‘龟头红肿’的龟头时，我觉着我这个流氓被人耍流氓了。

    那东西活像小和尚的脑袋！

    小孩儿头发软，老师父给剃度之前要先用烫水浇几遍，刮又要比刮大和尚细致狠厉。‘龟头红肿’的龟头肿得很厉害，真的很像小和尚被祸害的脑袋。

    不过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

    现在我和‘龟头红肿’坐在一间西餐厅里，窗外就是外滩，窗户虚掩着，海风咸腥。

    ‘龟头红肿’从天文说到地理再到‘九一八’，说一个事儿，得夹进去许多他的个人观点，我发现他声音不难听，就是哪里的方言都掺了点，还一会儿变一个口音。

    毋庸置疑，‘龟头红肿’是个邪性的人，也是个邪性的老师。

    我之所以坐这听他说，因为他刚好教的就是我妹妹在的那个班。

    “何先生，小嫚说你不要她上学了，她才十五岁，怎么就不许念书了呢？”

    我一听，就知道小嫚这丫头又胡扯了。

    小嫚跟我说，她在学校学的一门课程叫‘家事通’，那女老师每天教怎么挑猪肉、如何选玻璃丝袜的，如何伺候丈夫云云。她不想学，我也不想她学这些。我的原话是让她逃了这节课，老师那头我去说。没想到这丫头连学都不给我上了。

    我故意用红铜叉子使劲咔嚓白瓷盘，咔得自己的耳廓都麻了，于是一冲动开口问：“你龟头好了吗？”

    西餐厅里的人不少，一扇钻得全是孔眼的木屏风挡不住什么，穿洋装的小姐们花容失色地看向我们这桌。

    他把手放下去，在腰带上扯扯，又挠了两把。

    我心惊肉跳，自从他当我面脱过裤子，我就见不得他把手放在腰周围——就……总觉着他要脱裤子。

    西餐厅门口的风铃被撞得叮铃铃响成一串，响声还未停，走进屋的汽车夫已经俯在我耳朵边儿：“何先生，大嫂在屋里唱戏割了脖子！叫你马上回去！”

    我腾地站起来，起得太急，腿撞了桌子，桌子一晃，‘龟头红肿’的盘子也跳了一下，弹了低头吃牛排的他一脸黑酱汁。

    “抱歉，有点事儿。小嫚的事谢谢戴老师费心。”我礼貌地朝‘龟头红肿’点头，然后快步走出了西餐厅。

    我的汽车横冲直撞地去了大先生的公馆——这公馆两年间换了八个姓，前七个无一例外在这儿叫人杀了全家，大先生还好，只死了自己。

    我到的时候，大嫂卧在罗汉床上，正在捅咕个烟泡。她脖子上连绷带都没缠，只能看见一道刚破油皮儿的伤，还抹着一层黄药水。

    见我来了，她溜了我一眼，让我帮她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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