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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养过蜂吗,克莱登探员?”
嫌疑人这样问我。
当然,我没养过蜂。也没有义务回答他的问题。这和我想知道的一切无关。
他被捕时穿的衣物已被收走,现在的他,像一个寻常囚犯那样,穿着灰色的短袖囚服、白色帆布鞋,白净的脚踝套着脚镣,双手被铐在背后。他半长的金发垂在肩上,发尾卷起小小的弧度;他用那双榛绿色的眼睛看着我,似笑非笑。根据出生证明,他现年三十一岁,但以外表而论,说二十五六也可信。
以大众标准,他是个相当俊美的Omega。但这里的探员——我和单面镜背后的同事们——没人会注意他的长相。对于这张脸我们再熟悉不过,两年来,我们的项目组日夜挖掘,只为早日摧毁他和他疯狂的党羽。现在他在我们手上了,这个时刻几乎不像真的;我们不会用“美丽”形容他,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罪犯,恐怖分子,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之一。
“这是你想和我聊的事?养蜂?”我反问。
“我喜欢蜂类。”
“看得出来。” 所以他为自己领导的极端组织取名为“野蜂”。
“特别是蜜蜂。它们有自然界最完美的社会结构。”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粘稠感……我不想说像蜂蜜,但似乎也没有更恰当的形容。我不擅长舞弄文字,侦察才是我的本职。
“坦白说,我们从没指望能活捉你。”
“我该当这是恭维吗?”他露齿而笑。
“到目前为止你表现出配合的态度,我们相信有可能和你达成合作。”我照章宣布,尽管我很清楚这些公式化的说辞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打动他。
“我很有兴趣了解你们准备的‘合作’项目。水刑?轮奸?”他稍稍歪头,露出近乎真诚的好奇表情。
“我们是政府探员。我们不是你。”
“你认为我是个怪物,是吗?”
“我怎么认为不重要。我们掌握的证据表明你是个危险的人。”
“对你不是。”
他想用些无谓的贫嘴浪费我的时间。
“我不会伤害你这样富有潜力的Alpha。”
“那你会怎么做?”我熟练地诱导他的供词,“如果今天是你抓到我,而不是反过来。”
“我会怀上你的孩子。”
我在监控录像里看过他接受安全检查的画面,他们仔细搜索他的衣物和身体,戴乳胶手套的手指插入他的生殖腔确定那里没有藏着任何威胁安全的“道具”。他的身体单薄却强韧,腹肌分明、看不出撕裂的痕迹。他不像生过孩子的人,尽管相关资料证明他至少是四个孩子的生父。
“这是你绑架那些Alpha的用意?你强奸他们,得到他们的孩子?”
“我没有绑架任何人。他们在‘蜂巢’里过得很好,他们爱这个新家。”
“这只是你的说法。我不怀疑你真心信奉你们的理想,”否则也不会费心制造如此之多的袭击和绑架案,并且冒着被捕的风险再次踏上国土。“但我猜你的乌托邦只是哪个荒岛上的山洞,从城市里拐来的年轻人怕是很难爱上。”我试图套出更多对于那个基地的信息。
“我们有wifi,”他用玩笑的口气说,“如果这是你担心的问题。”
“是时候进入正题了,珍德。”我例行公事地问:“我可以叫你‘珍德’吗?”
“你想怎么叫都可以。”
“你有很多名字,很多身份。但你肯定不会喜欢我给你取的外号。”
“你可以叫我‘蜂王’。”他说,“我的朋友们这样叫我。我相信假以时日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克莱登探员。”
又一次,他给了我那个轻松、清爽的露齿微笑。
【二】
三十一年前,珍德·文森特·马尔斯顿出生在一个平凡的教师家庭。像每个平凡孩子一样,他有两个家长:生父洛莉在小区中心从事幼教工作,主父多诺万是附近一所公立中学的历史教师。珍德没有兄弟姐妹,但从不缺少朋友,他和同学、邻居相处融洽,在这些人的回忆里,他是个活泼热心的Omega男孩。他的高中成绩不好不坏,在离家不远的小区大学就读传播专业。十九岁那年,他和同校的Alpha男生乔治·梅森在毕业之际结婚,这对新人和他们的亲族在之后的几年里陆续移居海外。
在他们销声匿迹之前,珍德为他的Alpha生了三个孩子。梅森一家最后一次出现在机场的监控录像里,留下的是一幅再常见不过的全家出游场景:珍德·梅森抱着他刚出生不久的幼子,他脸上架着遮阳镜,金发在脑后松松地挽着;两个稍大的孩子在候机大厅里打闹,乔治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但效果甚微。同机的旅客或许困扰于学龄前Alpha男孩的过剩精力,但没人能想到这个看上去毫无异状的家庭会在几年后成为上百起恐怖袭击的主使者。
没人知道他们在何处度过了怎样的隐居时光,他是如何从“正常”生活中脱轨、走向暴力和狂热,对于我们仍然是未解之谜。
“是什么启发了你?”我问他。
“启发?”
“你有自己的信条,不是吗,它们是从哪来的?谁给了你这些想法?”
有人说这是极端政治活动者与邪教教主的区别:前者的启发来自知识,后者的来自灵感。当一个极端领袖引用前人的论着为自己辩护,无论他看起来多疯狂,这仍然是人的政治。相反,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不需要任何论证,他们听从头脑中的、某种更高力量的指示,至死不疑。
蜂王的沉默让我相信他更偏向于后者。
“ατελ??。”他忽然说。
“什么?”
“ατελ??。古代希腊人对Alpha的称呼,意思是‘不完整’,他们参与繁衍,但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永远丢失在另一个人体内。显然,这是个α打头的字,这就是它在拉丁语世界里被误解的开始。Alpha是二等性别,这是自然秩序。”
“有什么根据么?”我指望他列出书目,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路如何成形。
“你选择维护Alpha至上的社会,克莱登探员,你的根据又是什么?”他反问我。
“你错了,我不维护任何人群的特权。我相信平等权利。”
“是吗?”那一抹淡淡的、好奇的微笑很少离开他嘴角。
“当然,在你看来可能不是这么回事,我能想象。”
“不,你不能。”他的措辞决然,但声音仍然粘腻、平静,就像下午办公时急需一杯咖啡赶走的倦意。“如果你能用我的眼睛看世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必须改变它。”
“改变世界有很多方法,为什么选择杀人?”
“你不能靠喂养癌细胞治好癌症,不是吗?”
“在袭击中丧生的人,都是世界的癌症?”
“说是坏死的组织也许更恰当,一个理智的医生会及时实施切除。”
所以他是个“社会净化者”,很多杀人狂都是。我并不意外。
洞悉他的心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重要意义,但我审讯他的目的不是撰写犯罪心理研究报告。所有这些“采访”只是通向目标的预先建设。
我的目标是“蜂巢”。
它的资金来源,它的招募模式,它的内部构成,以及最重要的——它的地点。
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令人沮丧的事实:我们对蜂巢几乎一无所知。它似乎坚不可摧,无法渗透,又像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里。局里另一位同事主持的工作组在尝试向蜂群里安插眼线,至今毫无进展;当他听到我们抓获蜂王的消息,坚持认为我们只是撞了大运。
不得不说,这里面确实有些运气的成分。一个月前,警方收到举报称一群形迹可疑的年轻Omega男子在从事团体卖淫,两个当地警探带队上门抓嫖,也许想收点保护费(我们都知道下面那些人如何对待这种“无伤大雅”的违法活动),竟然引发枪战,造成六名警员丧命。这起案件引起我下属丹尼的注意,组里很快达成一致:这不是普通的有组织犯罪。直到这群Omega暴徒被捕时,我们才发现自己中了头彩。
以常理而言,一个极端组织头目应当稳坐在他的巢穴里下达命令,而不是在行动中亲力亲为。我们也一度怀疑珍德·梅森只是这个组织的“海报人物“,真实首脑另有其人。
“你的战友没有一个人开口,你倒是很健谈。这是你们的规定吗?只有你能代表所有人发声?”
“当他们有话要说的时候,你会听到的。”
他逃避了我的问题,但我想这可以视为肯定回答。
“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敲门声打断了我的话,接着,丹尼推门进来。
“泰德,你的电话,很急。”
我从丹尼手里拿过手机,把审讯室和嫌犯留给他。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人是夏罗,我的Omega。只是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把快进到这通电话结束后。
我向同事们打了招呼,穿过走廊躲进一间无人的会议室。
“怎么了?”我接起来问。
“公寓的事。那个人还是不肯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说申请清退程序什么的,你知道该怎么申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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