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生要离几次婚 2(1/8)

    简直像鬼使神差一般,起初感情很好的苏秀绵与崔百岁,结婚几年后,终究还是因为性格不合分了手。

    崔百岁与苏秀绵是由于偶然的机会,在歌舞厅认识的。起初觉得她喜欢唱歌跳舞,性格活泼开朗,跟自己非常合得来。可是结婚后才发现她不像名字那么绵软,而是个性十分好强,家里的衣食住行,什么事情都要听她的安排。说实在,在这方面,崔百岁是比较随和的,离过了两次婚的人,对于如何与太太相处,毕竟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只要留够了抚养母亲的费用和自己的零花钱,剩下来的钱,他都愿意交给太太安排,自己也省心了许多。好在他每天的进项足够开支,根本不用担心像以前那样,花几块钱都要算上半天。

    然而,他们的矛盾恰恰又是在钱的问题上爆发的。

    导火索源于崔百岁的嗜好。

    他与好朋友刘光超一样,有一个难以改变的嗜好,那就是赌。

    演出的空余时间,艺人们无事可做,便聚集在一起打麻将,推牌九,一桌一桌的赌局,往往能从下午延续到午夜。满屋子都是烟雾弥漫、人声嘈杂。崔百岁平时过日子挺节省,可是只要一上了赌桌,精神兴奋起来,就什么也顾不上了。即使输了几十万、上百万,他也能置之度外,一心想东山再起。

    然而,太太苏秀绵很不赞成他这样做。

    她一心希望过舒适而安稳的日子。结婚后,两人把家安在了鹿港,很快有了一个女儿,崔百岁给她起名崔佩珊,把她当作最珍贵繁荣宝贝。遗憾的是,只要崔百岁沉醉于赌博,一切便都变化了。他不仅仅常常不回鹿港看望妻子和女儿,即使放假回来,也想方设法外出参与赌博,夜不归宿。他在歌舞厅或者影视圈中所赚的钱,不可谓不多,可是往往付之东流,这使苏秀绵非常恼火。她不止一次地警告崔百岁说:

    “告诉你,以后再也不许出去赌了,要是你今晚还赌,从今以后就永远不要回来!”

    “知道了,老婆大人,你以为我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子?”

    “这样的话,说过多少遍啦!”

    “咳,我的好太太,你也辛苦了,和佩珊早点儿休息吧……我去歌舞厅演出,演完以后很快就回家。”

    口头上答应得好好的,但走出家门,想起赌桌,太太的话就完全丢在了脑后。

    崔百岁自己心里其实也很明白,赌博绝不是一件好事情,一是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扔在了水里,二是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更不好的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受到极大的影响。谁会愿意让一个好容易才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庭毁于一旦呢?

    然而,台湾演艺界多少年来积聚的风气,已经难以改变。尤其是那些老艺员,早就对练功之类失去了兴趣,只要不上台演出,什么事情也没有。闲得发慌,就想出去寻找刺激。许多人如果离开了赌博,真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干什么。

    崔百岁和他最要好得人心朋友刘光超一样,只要一看见赌局,两条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坐在了赌桌旁,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可以丢到一边,跟他毫无关系。

    终于,因为他过于迷恋赌博,太太忍无可忍,与他发生了十分激烈的争吵。摔凳子,摔碗盏,摔玻璃镜子,闹得呯呯乱响,把左邻右舍都惊动了,不知道他们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两人的感情原本一直很好,然而一次又一次吵架,再好的感情也会产生裂痕,乃至无法弥合。

    一气之下,崔百岁只能又离婚。

    要赌博很容易,要赌气也很容易,可是,可是要离婚,就不那么简单了。这根本不是赌气能够解决问题的。作丈夫的,必须为太太与女儿安排好一切,包括房子、生活费、教育费,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费用,那可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平心而论,崔百岁手头不缺钱,以前挣了不少钱,也曾经用其中的一部分置办了房子和地皮,作为固定资产。可是一旦要妥善处理离婚事宜,才发觉自己的积蓄其实并不多。加上赌博又输了一些,他的口袋里并没有多少钱。

    他终于省悟过来,赌博并没有让自己赌垮,接二连三的离婚,却几乎要让自己离垮了。

    这一次,他除了把换洗的衣服和舞台上表演所用的服装装进了箱子,其它东西一样也不拿,全部留给了苏秀锦。然后默默地看了女儿一眼,转身离开了鹿港的家。

    他已经有了四个孩子,而且都是女儿。想起父亲曾一再对自己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崔家已是七代单传,非常希望百岁能够为崔家生养一个儿子。如果有两个三个,那就更好了。谁知一连结了几次婚,却生养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也没有。甚至连那四个女儿,也都一一跟随太太去了,真是令人黯然神伤。

    不,他不仅仅只有四个女儿,他还有一个儿子。想起儿子,心头不由一阵发热。

    说起来,这是他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前几年,当他还没有与苏秀绵结婚时,曾经与一位名叫陈春子的女演员偷偷相好。她到处演出,生活颇不安定,很想依附于崔百岁。知道崔百岁离婚了,目前还是单身,尽管在和别人拍拖,成不成并不一定。她试探了几次,崔百岁的回答往往是含混的:

    “春子,我跟你好,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春子追问急了,他又说:

    “我都跟你在一起几个月了,怎么还不相信我?”

    陈春子想,百岁确实对自己不错,几乎是百依百顺。两人同居了一段时间,这些日子也确实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谁知,他们没有来得及谈婚论嫁,就发现怀孕了。陈春子很快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无法公开是崔百岁的儿子,只能跟着母亲的姓。崔百岁给他取名为陈阳光。

    儿子从小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崔百岁很少见到他,可心里他始终惦记着这个侥幸得到的儿子。尽管这是一个非婚生儿子,但毕竟是崔家的血脉。咳,算起来崔家七代单传,到陈阳光已经是说,大批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每年只能与妻子团聚一两次。即便是那些台资企业的白领,也很难一想回家,就飞过海峡去。他们不正常的性事,必然会酿成社会隐患。这绝非危言耸听,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是非常可怕的。那些肆意游荡的男性荷尔蒙足以颠覆许多东西……

    许廷高想,看看这些年纷纷来到谷安的外乡人,再想想长三角、珠三角,有多少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比谷安的流动人口更多?走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车流、人流,能够握手点头的人却越来越少。有时候,他会从一张张陌生的脸,猜测着他们的来历。二十来岁的大致来自四川、河南、陕西、江西或是苏北。中年人则有很多则有很多携妻带子是从海峡对岸过来投资的。也时常出现白皮肤、黑皮肤的老外。应该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是从海峡对岸飞过来投资置业的台湾人。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歌曲《爱拼才会赢》之类,居然被很多本地人唱得丝丝入扣——假如连这首歌都不会演唱,可就老派了。

    在这样的城市中,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与此同时,每天又有无穷的压力。因为一旦你想到别人的钱比你多得多,你口袋里的钱就变成了薄薄的纸片。

    是的,细数这个星球的城市,哪一座不是由田园乡村渐渐演变而成的呢?无论纽约、上海、东京,还是巴黎。是汽车的轮子碾出了四通八达的通衢大道,又驼来了一座高似一座的摩天大厦。人类的伟大,或许就在于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构筑让生活更美好的家园。

    显然,在生活中,道德的自我约束,无疑比司法惩罚更加有意义。人,毕竟是有思想、有控制力的动物啊。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要使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必须创造一定的客观条件。诸如关心他们的夫妻团聚、子女教育、福利待遇和住房等等。正视现实,寻找一条合情合理合法的途径,也时非常重要的……

    领导干部们并非天天正襟危坐,板起脸来作报告。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闲暇时也会相互开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林光祖的经验难免成为他们的话题,说性爱确实是青春不老的滋补品。但,这种口头上的腐败,没有人会上纲上线,纪检委没依据,也管不着。大陆和台湾终究有许多差异,台巴子们所做的某些事,道德纲纪难以处罚,只能由他们任性。而为了招商引资,政府官员们可以表示理解,甚至无奈地默许,自己却是绝不会模仿的。往浅处讲,是做干部的素质,往深处讲,那毕竟是要以牺牲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啊。

    这,大概是林光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因素之一。

    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是林光祖最近与政府部门始终纠葛不断,让许廷高的心里颇不舒畅。

    说得简单点,是瑞晶公司的厂区,已经被规划局纳入了文化广场的建设用地,他却一会儿说厂房搬迁成本太高,难以承受,一会儿又说要做房地产,建造高档写字楼和酒店式公寓,希望政府能给予土地置换。负责动迁的部门跟林光祖交涉了几次,磨破了嘴皮,可怎么也推不动。他要么不肯松口,要么开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天价。

    他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瑞晶公司的土地,签定了七十年批租合同,刚刚过去了十二年,大红图章没有褪色,政府凭什么要轻易毁约?当初我们来考察时,许市长还是规划建设局的局长,如果不是他推荐这个地块,我们早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啦!”

    瞧,他居然把责任都推到了许廷高身上!

    文化广场列为今年政府实事工程,将成为谷安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它位于新城区的核心部位,旁边已有十几幢高层建筑,大多用于行政与商务办公。其间建造一个包含展览、影视、图书、文博的建筑群,同时安排绿地与广场,供市民休闲游览,在人代会上征求意见时,获得了一致的赞赏。大家都说,这是民生工程,为老百姓造福。

    许廷高在政府常务会议上说,尽管我们谷安的财政还不太宽裕,但是为了给老百姓造福,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多花点钱是应该的,宁可在其它方面勒紧裤腰带。

    应该承认,由于城市建设发展得太快,总是会在某些方面突破规划。当初批租给瑞晶公司地块时,哪儿会想到,这里日后要成为城市cbd呢?可是,转眼间,一切都摆在了面前,现实逼着你承认原来考虑不周到,如今必须改变原有的格局,哪怕为此付出代价。看来,长痛不如短痛,不狠下决心还真的不行。

    没想到,林光祖摆出了不合作态度,存心要做钉子户。这实在令人懊恼。

    许廷高心里自然明白,在各级政府都把引进外资额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时候,像林光祖这样的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邻近一些县市,纷纷提出“亲尚、安商、富商”的口号,明确表示对外商当然也包括台商“不说不”。姿态不可谓不高。林光祖恰恰是摸准了这一点,才接二连三地给他出难题的。

    就在最近,林光祖送给许廷高一份报告,要求政府批准瑞晶公司二期工程立项。二期工程总投资额为三千万美元,将建造一家组装笔记本电脑的工厂。对于外资项目难以突破的谷安市,这个消息无疑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然而,林光祖又提出,二期厂房应批租一千亩以上土地,董事会再三商议,认为必须在鼋湖东岸选址,与他的一期厂区遥遥相对,一条红线把西樵山也圈了进去。发改委已经表露出准备立项的意思。但在政府办公会议上,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站出来表示反对。他理正词严地说:

    “西樵山遗址的文物考古意义,绝不是一两个外资项目能比拟的。谁破坏了遗址,谁就是千古罪人啊!”

    许廷高觉得这个意见很对。文脉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再好的外资项目也不允许与之冲撞。

    小小的西樵山,沉寂了多年,如今竟同时被各方人士看好。市长权衡左右,一时难以决策。林光祖的报告,只能搁置一旁,看来得到批准的可能已微乎其微。

    此刻,由于诸葛飞先生提起,许廷高联想到了文化广场遇到的动迁难题。很多往事也一下子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谷安的招商引资刚刚起步,跟如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那时不仅仅是职能部门,连政协、宣传部、妇联、档案局等等也下达了硬任务,不仅与每人的奖金挂钩,还可以根据合同利用外资的比例,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以此来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家里有港澳台海外关系的,都被动员起来了。

    林光祖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前来考察的。

    当时接待他的招商干部,无疑是全力以赴的。酒也喝得酩酊大醉了,歌舞厅也招过三陪小姐了,优惠政策也都拿出来了,十八般武艺样样不缺,总算与林光祖成功签约。瑞晶公司作为首批前来投资的台企,理所当然地免除了很多规费,地价也是最低的。随即,又引来了好几家与他们业务有关系的企业。

    凭心而论,林光祖作为一个最早进入谷安投资的台商,对于推进谷安市的外向型经济是有一定功劳的。作为投资者,他也颇有得益。这些年在谷安赚了多少钱,他心里有数,不断拓展的厂房也是标志——这或许正是人们所说的双赢。但,任何真理都是有时间地点限制的,真理过头一点儿,就可能成为谬误。

    许廷高清楚地记得,当初在划定红线的规划图纸上签字时,他没有任何犹豫。这是一片“飞地”——明明是在城郊镇,却一直由隔着一个宽阔的鼋湖的鼋湖村农民种植,他们常常抱怨乘船过来干活不方便,遇到台风季节,湖上的波浪像狂奔的白毛牯牛,翻船死人的事屡见不鲜,只能让来不及收割的稻谷烂在田里。然而老祖宗遗留的乱麻一团的问题,总有它存在的理由,不是谁想理清就能理清的。作为国有土地,规划成工厂区,才算是顺理成章。

    那个时候绝不会想象,偏僻冷清的鼋湖沿岸,十多年以后居然会成为城市新区的核心。一座宽阔的公路桥飞架设在湖边上,不仅便利了交通,更给城市增添了雄伟的一景。土地价格犹如三伏天温度计的水银柱,唰唰地往上升。

    毕竟时过境迁,瑞晶公司的厂区夹杂在一片端庄秀美的办公楼中,让人觉得不伦不类。何况,这家生产电子元器件和铜材、线路板,整天与镀锌、镀镍工艺打交道的企业,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污染源。有政协委员写了提案,说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还列举了一大串数据,希望政府加强治理,乃至将其搬迁。政府对此不能坐视不管。

    林光祖是一个商人,商人永远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是政府请他搬迁,他趁机多要补偿,也在预料之中。但是他乘机漫天要价,咬住不放,同时以三千万美元的二期工程作诱饵——或者可以说威胁,试图牵着政府领导的鼻子走,那就有些不讲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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