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生要离几次婚 3(1/8)
民国38年1949年，国民党退居孤岛。滞留在台湾各地的老兵很多，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他们离开大陆越久，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就越强烈。凭良心说，由于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打过仗，受过伤，吃过苦，国民党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还算是不错的。到年龄退伍以后，他们一般都住进了“荣民之家”，差不多每个月有两万元的退休金，如果是当官的，还要多一些。按理说，过日子是没有什么困难了，可是他们精神上却十分空虚。你想，孤零零的一个人，既没有家眷，也没有子女，更没有任何亲戚，每天面对的就是冷冰冰的床铺、板凳，还有与自己一样渐渐老去的老兵，不能不令人感到厌倦。白天还好过一些，到了夜晚，谁都会感到异常寂寞。将人久久折磨的思乡之情实在无法排遣。
他们之中几乎谁都挨过枪子，吃过弹片，身体有伤病，行动很不方便。唯一可以消遣的地方，是台北的西门町。或者去今日公司逛百货商场，吃点心，买一些日用品，或者去歌舞厅听歌，捧歌星，认干女儿，“吃豆腐”。他们并不吝惜钱，打仗的时候连性命都不吝惜，干吗把钱看得那么重？简直把口袋里的退休金全都花掉，才算心甘。
这，给艺员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
歌星在舞台上演出，一曲《我的家在大陆》，勾起了老兵们无限的思乡之情；一首《苦酒满杯》，让老兵们热泪盈眶。尤其是女歌星的演唱，总是让老兵们感慨万分。显然是由于担心民众的情绪太波动，对社会的安定不利，台湾当局有一度明令禁止了《苦酒满杯》、《三年》等好多首歌曲，不准演唱。
但即使如此，西门町依然红火，而且不断地流行“红包场”。以往观众给歌星捧场，是献上一束鲜花，演出结束时，歌星可以凭着收到的鲜花去向歌舞厅老板算礼金。然而很快人们觉得这样太麻烦，还不如干脆直接给歌星塞红包。全盛时期，整个台北有十几家大型歌舞厅，每一家每晚有10万元的红包可以发，据说一连二十年不衰退，谁能计算得出吞掉了“荣军”们多少红包？
崔百岁假如没有电影公司的片约，就在西门町的歌舞厅里做主持，或者是演出滑稽节目。老板给他很高的报酬。与歌星们不同的是，除了每天一万多元的底薪之外，也可以收到红包。于是他口袋里的钱迅速地增多，有时多得连自己都弄不清楚。
坦率地说，在这段时间内，也不是说没有碰到过让他心跳加快的人。
有一次，在台北演出，他住在统一饭店，有一位柜台小姐吴美惠对他的印象很好，看见他进门就热情地招呼，需要做的事情都为他安排得很妥贴，让人心里感到十分舒服。
显然她已经超出了为一般客人服务的水准。
崔百岁从别人的口中打听到，她是基隆人，目前独身，不知道是离婚了还是没有结过婚。但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长得十分讨人喜欢。
一来二往，两人就熟悉了。
感情发展的速度超出了崔百岁的预料，没有多久，他们之间便无话不谈。崔百岁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坦率地将自己的几次失败的婚姻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美惠。
美惠听罢，沉默了好久。心里想，这个崔百岁虽然是个四处跑码头的艺员，为人却很坦诚，很风趣，演技也很高。假如与他生活在一起，一定是整天都会有笑声的。尽管他以前的路走得不太顺当，可是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并不影响以后怎么过日子。只是……只是自己作为一个单身妈妈，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儿子，她倒是暗暗担心年幼的儿子会成为两人感情之间的阻碍。
崔百岁了解美惠的心思，十分真诚地对美惠说：
“我今年已经三十多岁了，什么也没有。你有一个儿子，真是太好了。美惠，你的儿子，不就是我的儿子吗？我结了三次婚，没有一个儿子，现在还没现在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这儿子是老天爷给我的啊！我们崔家已经是七代单传啦……”
这时他才知道，美惠的儿子是一个私生子，生出来以后从来没有报过户口。崔百岁与她谈婚论嫁时，做的说，大批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每年只能与妻子团聚一两次。即便是那些台资企业的白领，也很难一想回家，就飞过海峡去。他们不正常的性事，必然会酿成社会隐患。这绝非危言耸听，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是非常可怕的。那些肆意游荡的男性荷尔蒙足以颠覆许多东西……
许廷高想，看看这些年纷纷来到谷安的外乡人，再想想长三角、珠三角，有多少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比谷安的流动人口更多？走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车流、人流，能够握手点头的人却越来越少。有时候，他会从一张张陌生的脸，猜测着他们的来历。二十来岁的大致来自四川、河南、陕西、江西或是苏北。中年人则有很多则有很多携妻带子是从海峡对岸过来投资的。也时常出现白皮肤、黑皮肤的老外。应该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是从海峡对岸飞过来投资置业的台湾人。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歌曲《爱拼才会赢》之类，居然被很多本地人唱得丝丝入扣——假如连这首歌都不会演唱，可就老派了。
在这样的城市中，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与此同时，每天又有无穷的压力。因为一旦你想到别人的钱比你多得多，你口袋里的钱就变成了薄薄的纸片。
是的，细数这个星球的城市，哪一座不是由田园乡村渐渐演变而成的呢？无论纽约、上海、东京，还是巴黎。是汽车的轮子碾出了四通八达的通衢大道，又驼来了一座高似一座的摩天大厦。人类的伟大，或许就在于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构筑让生活更美好的家园。
显然，在生活中，道德的自我约束，无疑比司法惩罚更加有意义。人，毕竟是有思想、有控制力的动物啊。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要使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必须创造一定的客观条件。诸如关心他们的夫妻团聚、子女教育、福利待遇和住房等等。正视现实，寻找一条合情合理合法的途径，也时非常重要的……
领导干部们并非天天正襟危坐，板起脸来作报告。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闲暇时也会相互开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林光祖的经验难免成为他们的话题，说性爱确实是青春不老的滋补品。但，这种口头上的腐败，没有人会上纲上线，纪检委没依据，也管不着。大陆和台湾终究有许多差异，台巴子们所做的某些事，道德纲纪难以处罚，只能由他们任性。而为了招商引资，政府官员们可以表示理解，甚至无奈地默许，自己却是绝不会模仿的。往浅处讲，是做干部的素质，往深处讲，那毕竟是要以牺牲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啊。
这，大概是林光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因素之一。
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是林光祖最近与政府部门始终纠葛不断，让许廷高的心里颇不舒畅。
说得简单点，是瑞晶公司的厂区，已经被规划局纳入了文化广场的建设用地，他却一会儿说厂房搬迁成本太高，难以承受，一会儿又说要做房地产，建造高档写字楼和酒店式公寓，希望政府能给予土地置换。负责动迁的部门跟林光祖交涉了几次，磨破了嘴皮，可怎么也推不动。他要么不肯松口，要么开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天价。
他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瑞晶公司的土地，签定了七十年批租合同，刚刚过去了十二年，大红图章没有褪色，政府凭什么要轻易毁约？当初我们来考察时，许市长还是规划建设局的局长，如果不是他推荐这个地块，我们早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啦！”
瞧，他居然把责任都推到了许廷高身上！
文化广场列为今年政府实事工程，将成为谷安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它位于新城区的核心部位，旁边已有十几幢高层建筑，大多用于行政与商务办公。其间建造一个包含展览、影视、图书、文博的建筑群，同时安排绿地与广场，供市民休闲游览，在人代会上征求意见时，获得了一致的赞赏。大家都说，这是民生工程，为老百姓造福。
许廷高在政府常务会议上说，尽管我们谷安的财政还不太宽裕，但是为了给老百姓造福，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多花点钱是应该的，宁可在其它方面勒紧裤腰带。
应该承认，由于城市建设发展得太快，总是会在某些方面突破规划。当初批租给瑞晶公司地块时，哪儿会想到，这里日后要成为城市cbd呢？可是，转眼间，一切都摆在了面前，现实逼着你承认原来考虑不周到，如今必须改变原有的格局，哪怕为此付出代价。看来，长痛不如短痛，不狠下决心还真的不行。
没想到，林光祖摆出了不合作态度，存心要做钉子户。这实在令人懊恼。
许廷高心里自然明白，在各级政府都把引进外资额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时候，像林光祖这样的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邻近一些县市，纷纷提出“亲尚、安商、富商”的口号，明确表示对外商当然也包括台商“不说不”。姿态不可谓不高。林光祖恰恰是摸准了这一点，才接二连三地给他出难题的。
就在最近，林光祖送给许廷高一份报告，要求政府批准瑞晶公司二期工程立项。二期工程总投资额为三千万美元，将建造一家组装笔记本电脑的工厂。对于外资项目难以突破的谷安市，这个消息无疑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然而，林光祖又提出，二期厂房应批租一千亩以上土地，董事会再三商议，认为必须在鼋湖东岸选址，与他的一期厂区遥遥相对，一条红线把西樵山也圈了进去。发改委已经表露出准备立项的意思。但在政府办公会议上，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站出来表示反对。他理正词严地说：
“西樵山遗址的文物考古意义，绝不是一两个外资项目能比拟的。谁破坏了遗址，谁就是千古罪人啊！”
许廷高觉得这个意见很对。文脉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再好的外资项目也不允许与之冲撞。
小小的西樵山，沉寂了多年，如今竟同时被各方人士看好。市长权衡左右，一时难以决策。林光祖的报告，只能搁置一旁，看来得到批准的可能已微乎其微。
此刻，由于诸葛飞先生提起，许廷高联想到了文化广场遇到的动迁难题。很多往事也一下子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谷安的招商引资刚刚起步，跟如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那时不仅仅是职能部门，连政协、宣传部、妇联、档案局等等也下达了硬任务，不仅与每人的奖金挂钩，还可以根据合同利用外资的比例，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以此来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家里有港澳台海外关系的，都被动员起来了。
林光祖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前来考察的。
当时接待他的招商干部，无疑是全力以赴的。酒也喝得酩酊大醉了，歌舞厅也招过三陪小姐了，优惠政策也都拿出来了，十八般武艺样样不缺，总算与林光祖成功签约。瑞晶公司作为首批前来投资的台企，理所当然地免除了很多规费，地价也是最低的。随即，又引来了好几家与他们业务有关系的企业。
凭心而论，林光祖作为一个最早进入谷安投资的台商，对于推进谷安市的外向型经济是有一定功劳的。作为投资者，他也颇有得益。这些年在谷安赚了多少钱，他心里有数，不断拓展的厂房也是标志——这或许正是人们所说的双赢。但，任何真理都是有时间地点限制的，真理过头一点儿，就可能成为谬误。
许廷高清楚地记得，当初在划定红线的规划图纸上签字时，他没有任何犹豫。这是一片“飞地”——明明是在城郊镇，却一直由隔着一个宽阔的鼋湖的鼋湖村农民种植，他们常常抱怨乘船过来干活不方便，遇到台风季节，湖上的波浪像狂奔的白毛牯牛，翻船死人的事屡见不鲜，只能让来不及收割的稻谷烂在田里。然而老祖宗遗留的乱麻一团的问题，总有它存在的理由，不是谁想理清就能理清的。作为国有土地，规划成工厂区，才算是顺理成章。
那个时候绝不会想象，偏僻冷清的鼋湖沿岸，十多年以后居然会成为城市新区的核心。一座宽阔的公路桥飞架设在湖边上，不仅便利了交通，更给城市增添了雄伟的一景。土地价格犹如三伏天温度计的水银柱，唰唰地往上升。
毕竟时过境迁，瑞晶公司的厂区夹杂在一片端庄秀美的办公楼中，让人觉得不伦不类。何况，这家生产电子元器件和铜材、线路板，整天与镀锌、镀镍工艺打交道的企业，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污染源。有政协委员写了提案，说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还列举了一大串数据，希望政府加强治理，乃至将其搬迁。政府对此不能坐视不管。
林光祖是一个商人，商人永远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是政府请他搬迁，他趁机多要补偿，也在预料之中。但是他乘机漫天要价，咬住不放，同时以三千万美元的二期工程作诱饵——或者可以说威胁，试图牵着政府领导的鼻子走，那就有些不讲理了。
宴请香港访问团的活动，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气氛非常热烈。诸葛先生临走时说：
“许市长，跟您相识，真是三生有幸！可惜今天太匆忙，过几天我专程再来拜访。”
许廷高握着他的手，笑笑说：
“好啊，随时欢迎您。”
鼋湖宾馆是一座新建的中西合璧的五星级宾馆，由一座主楼和三座副楼组合成欧式建筑，霓虹闪烁。一派江南风情的庭院里则有人工湖、拱桥、花圃和竹林，环境十分优雅。
把香港企业界访问团的客人送走后，餐厅里依然人头攒动，杯觥交错。停车场上仍几乎没有车位。这，无疑是谷安经济发展兴盛的一个象征。假如宾馆门可罗雀，gdp就上不去了。
许廷高想让自己理让自己理理纷杂的头绪，信步走向人工湖的环湖小道。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让他颇有些惊讶的现象——庭院里，石阶上、桥堍下，喷水池边，三三两两地散坐着休闲纳凉的人们。他们有的啪啪地摇动扇子，有的嘻嘻哈哈逗着孩子玩，有的随心所欲地敞开衬衫，躺在那儿，尽情享受安逸。几对年轻人躲在树荫下，沉醉于亲密的两人世界。他看出，这些人不是宾馆的客人，而是附近村里的农民。鼋湖宾馆这个半开放的庭院，竟成了他们休闲的最佳去处。
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两个身穿制服的宾馆保安。他们不客气地挥挥手，让这些人赶快离开。躺在石阶上的人拍拍身上的尘土，嘀咕了几句什么，怏怏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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