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生要离几次婚 3(1/8)
民国38年1949年,国民党退居孤岛。滞留在台湾各地的老兵很多,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他们离开大陆越久,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就越强烈。凭良心说,由于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打过仗,受过伤,吃过苦,国民党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还算是不错的。到年龄退伍以后,他们一般都住进了“荣民之家”,差不多每个月有两万元的退休金,如果是当官的,还要多一些。按理说,过日子是没有什么困难了,可是他们精神上却十分空虚。你想,孤零零的一个人,既没有家眷,也没有子女,更没有任何亲戚,每天面对的就是冷冰冰的床铺、板凳,还有与自己一样渐渐老去的老兵,不能不令人感到厌倦。白天还好过一些,到了夜晚,谁都会感到异常寂寞。将人久久折磨的思乡之情实在无法排遣。
他们之中几乎谁都挨过枪子,吃过弹片,身体有伤病,行动很不方便。唯一可以消遣的地方,是台北的西门町。或者去今日公司逛百货商场,吃点心,买一些日用品,或者去歌舞厅听歌,捧歌星,认干女儿,“吃豆腐”。他们并不吝惜钱,打仗的时候连性命都不吝惜,干吗把钱看得那么重?简直把口袋里的退休金全都花掉,才算心甘。
这,给艺员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
歌星在舞台上演出,一曲《我的家在大陆》,勾起了老兵们无限的思乡之情;一首《苦酒满杯》,让老兵们热泪盈眶。尤其是女歌星的演唱,总是让老兵们感慨万分。显然是由于担心民众的情绪太波动,对社会的安定不利,台湾当局有一度明令禁止了《苦酒满杯》、《三年》等好多首歌曲,不准演唱。
但即使如此,西门町依然红火,而且不断地流行“红包场”。以往观众给歌星捧场,是献上一束鲜花,演出结束时,歌星可以凭着收到的鲜花去向歌舞厅老板算礼金。然而很快人们觉得这样太麻烦,还不如干脆直接给歌星塞红包。全盛时期,整个台北有十几家大型歌舞厅,每一家每晚有10万元的红包可以发,据说一连二十年不衰退,谁能计算得出吞掉了“荣军”们多少红包?
崔百岁假如没有电影公司的片约,就在西门町的歌舞厅里做主持,或者是演出滑稽节目。老板给他很高的报酬。与歌星们不同的是,除了每天一万多元的底薪之外,也可以收到红包。于是他口袋里的钱迅速地增多,有时多得连自己都弄不清楚。
坦率地说,在这段时间内,也不是说没有碰到过让他心跳加快的人。
有一次,在台北演出,他住在统一饭店,有一位柜台小姐吴美惠对他的印象很好,看见他进门就热情地招呼,需要做的事情都为他安排得很妥贴,让人心里感到十分舒服。
显然她已经超出了为一般客人服务的水准。
崔百岁从别人的口中打听到,她是基隆人,目前独身,不知道是离婚了还是没有结过婚。但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长得十分讨人喜欢。
一来二往,两人就熟悉了。
感情发展的速度超出了崔百岁的预料,没有多久,他们之间便无话不谈。崔百岁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坦率地将自己的几次失败的婚姻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美惠。
美惠听罢,沉默了好久。心里想,这个崔百岁虽然是个四处跑码头的艺员,为人却很坦诚,很风趣,演技也很高。假如与他生活在一起,一定是整天都会有笑声的。尽管他以前的路走得不太顺当,可是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并不影响以后怎么过日子。只是……只是自己作为一个单身妈妈,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儿子,她倒是暗暗担心年幼的儿子会成为两人感情之间的阻碍。
崔百岁了解美惠的心思,十分真诚地对美惠说:
“我今年已经三十多岁了,什么也没有。你有一个儿子,真是太好了。美惠,你的儿子,不就是我的儿子吗?我结了三次婚,没有一个儿子,现在还没现在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这儿子是老天爷给我的啊!我们崔家已经是七代单传啦……”
这时他才知道,美惠的儿子是一个私生子,生出来以后从来没有报过户口。崔百岁与她谈婚论嫁时,做的说,大批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每年只能与妻子团聚一两次。即便是那些台资企业的白领,也很难一想回家,就飞过海峡去。他们不正常的性事,必然会酿成社会隐患。这绝非危言耸听,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是非常可怕的。那些肆意游荡的男性荷尔蒙足以颠覆许多东西……
许廷高想,看看这些年纷纷来到谷安的外乡人,再想想长三角、珠三角,有多少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比谷安的流动人口更多?走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车流、人流,能够握手点头的人却越来越少。有时候,他会从一张张陌生的脸,猜测着他们的来历。二十来岁的大致来自四川、河南、陕西、江西或是苏北。中年人则有很多则有很多携妻带子是从海峡对岸过来投资的。也时常出现白皮肤、黑皮肤的老外。应该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是从海峡对岸飞过来投资置业的台湾人。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歌曲《爱拼才会赢》之类,居然被很多本地人唱得丝丝入扣——假如连这首歌都不会演唱,可就老派了。
在这样的城市中,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与此同时,每天又有无穷的压力。因为一旦你想到别人的钱比你多得多,你口袋里的钱就变成了薄薄的纸片。
是的,细数这个星球的城市,哪一座不是由田园乡村渐渐演变而成的呢?无论纽约、上海、东京,还是巴黎。是汽车的轮子碾出了四通八达的通衢大道,又驼来了一座高似一座的摩天大厦。人类的伟大,或许就在于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构筑让生活更美好的家园。
显然,在生活中,道德的自我约束,无疑比司法惩罚更加有意义。人,毕竟是有思想、有控制力的动物啊。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要使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保障,必须创造一定的客观条件。诸如关心他们的夫妻团聚、子女教育、福利待遇和住房等等。正视现实,寻找一条合情合理合法的途径,也时非常重要的……
领导干部们并非天天正襟危坐,板起脸来作报告。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闲暇时也会相互开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林光祖的经验难免成为他们的话题,说性爱确实是青春不老的滋补品。但,这种口头上的腐败,没有人会上纲上线,纪检委没依据,也管不着。大陆和台湾终究有许多差异,台巴子们所做的某些事,道德纲纪难以处罚,只能由他们任性。而为了招商引资,政府官员们可以表示理解,甚至无奈地默许,自己却是绝不会模仿的。往浅处讲,是做干部的素质,往深处讲,那毕竟是要以牺牲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啊。
这,大概是林光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因素之一。
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是林光祖最近与政府部门始终纠葛不断,让许廷高的心里颇不舒畅。
说得简单点,是瑞晶公司的厂区,已经被规划局纳入了文化广场的建设用地,他却一会儿说厂房搬迁成本太高,难以承受,一会儿又说要做房地产,建造高档写字楼和酒店式公寓,希望政府能给予土地置换。负责动迁的部门跟林光祖交涉了几次,磨破了嘴皮,可怎么也推不动。他要么不肯松口,要么开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天价。
他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瑞晶公司的土地,签定了七十年批租合同,刚刚过去了十二年,大红图章没有褪色,政府凭什么要轻易毁约?当初我们来考察时,许市长还是规划建设局的局长,如果不是他推荐这个地块,我们早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啦!”
瞧,他居然把责任都推到了许廷高身上!
文化广场列为今年政府实事工程,将成为谷安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它位于新城区的核心部位,旁边已有十几幢高层建筑,大多用于行政与商务办公。其间建造一个包含展览、影视、图书、文博的建筑群,同时安排绿地与广场,供市民休闲游览,在人代会上征求意见时,获得了一致的赞赏。大家都说,这是民生工程,为老百姓造福。
许廷高在政府常务会议上说,尽管我们谷安的财政还不太宽裕,但是为了给老百姓造福,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多花点钱是应该的,宁可在其它方面勒紧裤腰带。
应该承认,由于城市建设发展得太快,总是会在某些方面突破规划。当初批租给瑞晶公司地块时,哪儿会想到,这里日后要成为城市cbd呢?可是,转眼间,一切都摆在了面前,现实逼着你承认原来考虑不周到,如今必须改变原有的格局,哪怕为此付出代价。看来,长痛不如短痛,不狠下决心还真的不行。
没想到,林光祖摆出了不合作态度,存心要做钉子户。这实在令人懊恼。
许廷高心里自然明白,在各级政府都把引进外资额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时候,像林光祖这样的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邻近一些县市,纷纷提出“亲尚、安商、富商”的口号,明确表示对外商当然也包括台商“不说不”。姿态不可谓不高。林光祖恰恰是摸准了这一点,才接二连三地给他出难题的。
就在最近,林光祖送给许廷高一份报告,要求政府批准瑞晶公司二期工程立项。二期工程总投资额为三千万美元,将建造一家组装笔记本电脑的工厂。对于外资项目难以突破的谷安市,这个消息无疑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然而,林光祖又提出,二期厂房应批租一千亩以上土地,董事会再三商议,认为必须在鼋湖东岸选址,与他的一期厂区遥遥相对,一条红线把西樵山也圈了进去。发改委已经表露出准备立项的意思。但在政府办公会议上,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站出来表示反对。他理正词严地说:
“西樵山遗址的文物考古意义,绝不是一两个外资项目能比拟的。谁破坏了遗址,谁就是千古罪人啊!”
许廷高觉得这个意见很对。文脉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再好的外资项目也不允许与之冲撞。
小小的西樵山,沉寂了多年,如今竟同时被各方人士看好。市长权衡左右,一时难以决策。林光祖的报告,只能搁置一旁,看来得到批准的可能已微乎其微。
此刻,由于诸葛飞先生提起,许廷高联想到了文化广场遇到的动迁难题。很多往事也一下子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谷安的招商引资刚刚起步,跟如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那时不仅仅是职能部门,连政协、宣传部、妇联、档案局等等也下达了硬任务,不仅与每人的奖金挂钩,还可以根据合同利用外资的比例,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以此来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家里有港澳台海外关系的,都被动员起来了。
林光祖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前来考察的。
当时接待他的招商干部,无疑是全力以赴的。酒也喝得酩酊大醉了,歌舞厅也招过三陪小姐了,优惠政策也都拿出来了,十八般武艺样样不缺,总算与林光祖成功签约。瑞晶公司作为首批前来投资的台企,理所当然地免除了很多规费,地价也是最低的。随即,又引来了好几家与他们业务有关系的企业。
凭心而论,林光祖作为一个最早进入谷安投资的台商,对于推进谷安市的外向型经济是有一定功劳的。作为投资者,他也颇有得益。这些年在谷安赚了多少钱,他心里有数,不断拓展的厂房也是标志——这或许正是人们所说的双赢。但,任何真理都是有时间地点限制的,真理过头一点儿,就可能成为谬误。
许廷高清楚地记得,当初在划定红线的规划图纸上签字时,他没有任何犹豫。这是一片“飞地”——明明是在城郊镇,却一直由隔着一个宽阔的鼋湖的鼋湖村农民种植,他们常常抱怨乘船过来干活不方便,遇到台风季节,湖上的波浪像狂奔的白毛牯牛,翻船死人的事屡见不鲜,只能让来不及收割的稻谷烂在田里。然而老祖宗遗留的乱麻一团的问题,总有它存在的理由,不是谁想理清就能理清的。作为国有土地,规划成工厂区,才算是顺理成章。
那个时候绝不会想象,偏僻冷清的鼋湖沿岸,十多年以后居然会成为城市新区的核心。一座宽阔的公路桥飞架设在湖边上,不仅便利了交通,更给城市增添了雄伟的一景。土地价格犹如三伏天温度计的水银柱,唰唰地往上升。
毕竟时过境迁,瑞晶公司的厂区夹杂在一片端庄秀美的办公楼中,让人觉得不伦不类。何况,这家生产电子元器件和铜材、线路板,整天与镀锌、镀镍工艺打交道的企业,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污染源。有政协委员写了提案,说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还列举了一大串数据,希望政府加强治理,乃至将其搬迁。政府对此不能坐视不管。
林光祖是一个商人,商人永远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是政府请他搬迁,他趁机多要补偿,也在预料之中。但是他乘机漫天要价,咬住不放,同时以三千万美元的二期工程作诱饵——或者可以说威胁,试图牵着政府领导的鼻子走,那就有些不讲理了。
宴请香港访问团的活动,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气氛非常热烈。诸葛先生临走时说:
“许市长,跟您相识,真是三生有幸!可惜今天太匆忙,过几天我专程再来拜访。”
许廷高握着他的手,笑笑说:
“好啊,随时欢迎您。”
鼋湖宾馆是一座新建的中西合璧的五星级宾馆,由一座主楼和三座副楼组合成欧式建筑,霓虹闪烁。一派江南风情的庭院里则有人工湖、拱桥、花圃和竹林,环境十分优雅。
把香港企业界访问团的客人送走后,餐厅里依然人头攒动,杯觥交错。停车场上仍几乎没有车位。这,无疑是谷安经济发展兴盛的一个象征。假如宾馆门可罗雀,gdp就上不去了。
许廷高想让自己理让自己理理纷杂的头绪,信步走向人工湖的环湖小道。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让他颇有些惊讶的现象——庭院里,石阶上、桥堍下,喷水池边,三三两两地散坐着休闲纳凉的人们。他们有的啪啪地摇动扇子,有的嘻嘻哈哈逗着孩子玩,有的随心所欲地敞开衬衫,躺在那儿,尽情享受安逸。几对年轻人躲在树荫下,沉醉于亲密的两人世界。他看出,这些人不是宾馆的客人,而是附近村里的农民。鼋湖宾馆这个半开放的庭院,竟成了他们休闲的最佳去处。
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两个身穿制服的宾馆保安。他们不客气地挥挥手,让这些人赶快离开。躺在石阶上的人拍拍身上的尘土,嘀咕了几句什么,怏怏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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