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一发完）(1/2)
筒子街又换了一个快递小哥。
“小王之前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咋换了？”
“小王他媳妇儿快生了，辞职回家照顾他老婆呢。”
“哎，是个好小伙，之前干活利索，叫人也甜，还疼媳妇儿，现在这么老实肯干的小伙子不多喽。”
“害，小王这才走了几天你这糟老婆子就开始惦记人家啦？一把年纪了不嫌害臊！”
“哟呵你这人，人家小王之前‘葛叔’长‘葛叔’短的喊你，你就不念念人家好？！啥人啊真是。”
李婶看着躺在藤椅上拿一个带着好几个豁儿的破蒲扇摇来摇去的光头，翻了个白眼：“快五十的人了，咋还这么讨嫌，怪不得讨不到老婆。”
“嘿，你这老婆子嘴怎么这么坏，我听说啊，这女人啊，嘴越坏，皱纹越多，李婶啊，咱回家照照镜子，看看那脸皮是不是皱巴得和蛇皮袋子似的。”
“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李婶气冲冲得提着菜篮子走了。
那葛大爷还躺在藤椅上美滋滋地晃着蒲扇拖着长腔：“李婶——咱慢点——一把年纪了老骨头不经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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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大爷在筒子街街口开了家杂货店，卖些烟酒百货，也卖些自己做的酸奶。白净净的玻璃瓶儿里面盛着膏状的固体酸奶，勾得人馋虫鼓噪。齐整整的一排摆在带制冷功能的小箱子里，旁边立一小牌儿：“三元一瓶五元俩，谢绝问价。”
“老板，这酸奶多少钱？”一位看样子像外地的年轻人擦着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酸奶瓶问到。
葛大爷撩起眼皮撇了一眼，晃了晃蒲扇：“四块一瓶儿。”
“老板你欺负我眼瞎是不，这小牌儿明明白白写着‘三块一瓶’，你和我说四块？”
“你都看见了还问我？”这回葛大爷连眼皮都没抬，“我这儿的规矩，问价的一律加一块。”
“嘿，老板，你这又是啥时候的规矩？！”
“刚定的，爱买不买。”说罢晃了晃蒲扇。
“得得得，我买我买，谁让我朋友告诉我就你这的酸奶好喝呢。”年轻人状似叹了口气。
“旁边有二维码，扫完不用给我看，酸奶在冰柜里自己取，关柜门的时候轻点，刚买的冰柜花了我一百多块钱呢 。”
年轻人嘴角有点抽搐，翻了个白眼轻轻地关上柜门嘬着酸奶走远了。
现在的小年轻儿，啧。葛大爷晃晃脑袋，瓦亮瓦亮的光头被下午有些西斜的太阳照得和个小灯泡儿似的，闪得树枝儿上的小鸟都啾啾叫了几声，似乎在埋怨这亮儿打扰它们休息了。
说起这葛大爷，来北京几十年了，也很有些故事。不过嘴忒贱，见谁都要损两句，打遍筒子街无敌手，连最能呛人的李婶都要甘拜下风，因此住在附近的男女老少都在暗戳戳地猜这葛大爷半辈子了没讨到老婆，估计都坏他一张嘴上了。
大爷打个嗝从杂货店里出来，砸吧着嘴回味自己中午做的凉面，从锅里捞出来放进冷水一焯，装到碗里淋上用鸡蛋青椒葱和郫县豆瓣炒出来的大酱拌一拌，嚯，得劲。
盛夏的午后太阳毒辣辣的，人少的可怜，估计都被太阳晒回去了。知了吱吱哇哇地在树上嚎着，平时热热闹闹的筒子街也小猫两三只，人都搁家避暑呢。葛大爷从冰箱里掏出跟冰棍儿，蹲在阴凉地儿，右手拿着他那带着好几个豁口的蒲扇，左手握着冰棍儿呲溜呲溜地嘬着，时不时满足地晃晃瓦亮的大脑门儿，像只秃了毛的鹌鹑。
大爷舔舔手里的冰棍儿，舌头逆着糖水化掉的方向一路舔上去，舔到冰棍儿顶头的时候顺势用舌尖一勾，那粉红色的软肉就在被舔出圆润形状的冰棍儿顶部画了一个圈，“呲溜”一声，舌头就被收回嘴里，之前这片儿的快递员小王每每见他啃冰棍儿的样子总是很凶狠地扑上去，跟个狗崽子似的嗷呜嗷呜咬他舌头，有时兴奋过头了还会把他拽到杂货铺的柜台后面摁着他的老腰操他屁股，一边操一边说他“老骚货”，说他的屁股比对过儿刘婶卖的馒头还宣和（北方方言：意同“软和”），最狠的一次大爷被操到合不拢腿，搁床上躺了两天还连带着贴了一个星期的膏药，想到这里大爷又砸吧砸吧嘴，左手的蒲扇快速地扇了几下，用嘴唇叼住冰棍儿，右手不着痕迹地揉了揉腰。
大爷年轻的时候也追求过爱情，梳着油头带着圆形的茶色蛤蟆墨镜，花衬衫扎在宽筒深色的高腰喇叭裤里，从工厂里下了工便去迪厅跳迪斯科，老人管这叫“不务正业”，年轻人管这叫“摩登”。年轻的大爷喜欢“黑豹”，歇班的时候也要扛着录音机在工厂大院跳上几段，厂里的文艺演出往往就是大爷的舞台。
一次工厂招工的时候大爷的车间来了一位大学生，毕业后被下派到基层做工，工作几年后再转调至研究所。毕竟是吸过墨水的大学生，黑泱泱的工服也挡不住白净净的面皮，喜欢读书，也喜欢写诗，水灵灵的大眼睛满是书卷气，刚来不出一个月，就俘获了车间女工的一众芳心，也包括年轻大爷那颗炽热跳动的心。
年轻时不知爱恨的那三五载，总有让人心动了就是一辈子的错觉。大爷给大学生写诗，下班后拽着大学生去迪厅，给大学生听他录音机里黑豹乐队的歌，大爷对大学生说“我想和你在一起，像一对夫妻那样”，但是大学生什么回应都没有，只是每个星期会有几天住到大爷的宿舍里，白天两个人讨论海子，讨论北岛，讨论顾城，晚上两个人就在狭小单身宿舍的晦暗灯光下做爱。大爷摊开身体任凭大学生摆弄，情动时便把两条腿勾住大学生的腰左右摇晃，高潮时候的喘息漫长带着雾气。
有一次俩人做完，大爷抬起头，忽然笑了，问大学生，以后如果不结婚，能不能一直和他在一起，大学生只是摇摇头，闷声把自己嵌在身下人的背上，再度冲撞起来，后来大爷再也没提过这档子事。
年轻的大爷也知道这事儿不好，对俩人都不好，鸡奸罪，流氓罪，小报上时不时就有写，人们说这是病怪恶心人的。可是能怎么办呢，大爷喜欢大学生喜欢的心尖尖都在疼，愿意为了大学生像个娘们儿似的躺在身下任操，去书店偷偷摸摸买了张北川的书看，告诉自己这不是病。后来的故事老套又狗血，大学生过几年就被调到研究所，走的时候大学生对大爷说散伙吧，说大爷如果当初没有勾引他就肯定不会得这病，还告诉大爷去医院看看，这病怪恶心人的，说罢摆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那时大爷还年轻，眼泪啪嗒啪嗒得掉，沾湿了手里的布包，里面裹着崭新的普希金诗集，本想着送给大学生，结果他俩都孤零零的，没人要了。
再后来，工厂黄了，无数工人没有了工作，那段下岗潮像巨浪，大部分人在洪流中无助起伏，被碾成泥沙沉到历史河底，再无天日。大爷在那段艰难的时间什么都干过，修理过摩托车，也推销过日用品，后来有了点积蓄便在筒子街盘了个小店儿，做起了小生意，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大爷在筒子街一呆也就十几年。
大爷蹲在门口砸吧着嘴里的还剩些糖水甜味的木棍子，他自从来到筒子街就和工厂里的人断了联系，以前那些人的长相也渐渐记不起来了，以前那些事情也就慢慢淡忘了，也不知道今天咋就突然想起以前那档子破事儿了。大爷扶着墙壁慢慢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毫不意外地听到骨头摩擦之间的“嘎嘣”声，舒了口气，从裤兜里摸出来一张也不知道啥时候放进去的卫生纸，仔细地把木棍包好，扔到胡同口的垃圾箱里，慢慢踱着步子摇着蒲扇回到杂货铺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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